大众视角
临拍卖前八分钟骤降两千万:不良资产拍卖疑云,必须一查到底
文/李新德|中国舆论监督网
一场疑点重重的不良债权拍卖,将临沂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河东农商行一笔账面6000万元的不良债权,抵押物评估价值高达9300万元,本是价值不菲的资产标的。可在拍卖场上,出现了极不寻常的一幕:原定起拍价6000万,距离开拍仅剩8分钟,起拍价毫无征兆直降2000万,调整为4000万;整场拍卖仅有一家主体参与竞拍,仅用时2分08秒闪电成交。更引人瞩目的是,竞得标的的这家公司,刚刚成立两个多月,并无实际经营记录,其实际控制人,正是办理该案执行工作的河东区法院干警的配偶 。
多重疑点叠加在一起,很难不让公众心生疑问:这究竟是一场正常的市场化资产处置,还是一场“量身定制”的定向转让?目前临沂市委已经责成市委政法委、市中院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核查,公众期待一份经得起事实、法律与历史检验的调查结论。一旦查实存在违规操作,相关责任人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不良资产处置,本是盘活金融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公开拍卖的核心要义,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充分竞争。通过广泛征集竞买人,充分竞价,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防止国有、集体资产流失。而本案当中一连串反常操作,恰恰冲击了公开拍卖的底层规则。
第一个重大疑点,就是临拍前毫无预警的大幅降价。按照拍卖的规范要求,拍卖标的、起拍价等重大事项,应当提前对外公告,保障所有意向竞买人充足的准备、筹资、报名时间。这笔债权却在开拍前短短8分钟临时下调起拍价,事前没有对外公告。时间仓促,绝大多数潜在竞买人来不及响应、报名,客观上直接排除了其他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可能性,为唯一竞买人扫清对手,这是公众质疑的起点 。
第二个重大疑点,竞买主体背景高度敏感。拍下这笔巨额债权的企业,成立仅仅两个多月,没有实际经营,看上去就是为本次拍卖专门设立的“壳公司”。而其实控人,正是本案执行法院干警的配偶。执行干警手握案件执行、资产处置的相关权力,属于法定需要回避、利益隔离的对象。虽然当事人称本人并不知晓配偶这笔生意,但司法纪律对干警及其近亲属、配偶从事相关业务,本身就有严格的约束与回避要求。权力的边界一旦模糊,利益的藩篱就容易被击穿,极易滋生权力寻租。
第三个疑点,资产价值与成交价格严重背离。该笔债权账面6000万,抵押物评估值达到9300万,本身具备很高的追偿价值,最终却以4000万成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出现如此大的折价空间。
不良债权后续还要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恰恰就是这家执行法院负责后续执行。一旦该债权被自家干警配偶实际控制的公司拿下,后续评估、处置抵押物、回款分配,极易引发“自己执行自己”的利益冲突,很难让当事人、担保人信服司法的中立性。
我们要厘清一个原则:法院干警配偶并非绝对不能经商,但是绝对不能触碰与干警职权存在利害关系的业务红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执行权更是直接处置财产、决定财产得失,权力的杀伤力极强。如果执行干警的亲属,能够通过“壳公司”,在自己所在法院管辖、执行的资产拍卖当中低价拿标,制度的防火墙就形同虚设。
近年来,最高法反复强调,要严格规范法院工作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防“裙带腐败”“一家两制”,防止公权力异化为家庭谋利工具。不良资产、司法拍卖领域,正是廉政风险的高发地带,是监督的重点区域。
当然,调查结论尚未公布,我们不能在调查结束之前就直接定性违法。调查组应当坚持以证据说话,全面还原拍卖全过程:临时降价是谁作出的决定?程序是否合规?这家新公司是否提前获取内部信息?是否存在内外串通、定向输送利益?有没有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泄露拍卖信息? 全部链条都要彻查,不能浅尝辄止。
同时,调查不能止于查清个案。此案暴露出来的漏洞,更值得反思:司法拍卖、银行不良资产挂牌拍卖,如何完善程序,杜绝“临期调价”这类排除竞争的操作?如何强化对竞买人背景筛查,建立利益关联主动申报、强制回避机制,斩断司法人员亲属与职权案件之间的利益链条?
法治的公信力,来源于程序无瑕疵、权力受约束。司法拍卖不是少数人的“利益盛宴”,不良资产处置也不能变成“内部人优先分蛋糕”。
公众耐心等待调查组的最终结果:
如果核查后确认存在串通、利益输送、违规干预,必须坚决亮剑,对相关公职人员严肃追责,拍卖行为该撤销的依法撤销,守住廉政底线;如果不存在违纪违法问题,也应当完整公开调查结论,逐条回应社会关切,解开全社会心中的疑团。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唯有把每一场司法、金融资产拍卖完整置于阳光下,堵住制度漏洞,严防权力“曲线变现”,才能让每一次资产处置,都经得起公众审视,守护司法的纯洁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