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看似不起眼的硬件钱包，储存的虚拟货币价值高达数千万元，它们的主人曾幻想这些数字符号能成为贪腐的“隐身衣”。

近期播出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中，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姚前案引发广泛关注。这位曾位居要职的金融科技专家，一次性收受2000枚以太币，市值最高时超过6000万元。

姚前利用自己对数字货币的专业知识，试图通过虚拟货币、马甲账户和亲戚代持等层层设计掩盖权钱交易。他或许曾自信地认为，区块链的匿名性能让他的行为不留痕迹，但最终，他购买的别墅成为了“显影剂”，让这一切暴露在纪检监察机关面前。

01 新型腐败的隐身术

姚前案展现了数字时代新型腐败的典型特征。作为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原所长，他拥有丰富的数字货币工作经历，却将专业知识用错了地方。

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姚前的几笔大额权钱交易都采用了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手段，其中就包括收受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在网络中只是一串数字，不仅和持有人身份分离，并且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也完全隔离，可以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不受地域限制地跨境流转，隐蔽性极强，监管难度极大。

姚前案中引人注目的是2018年的一笔交易：一名币圈老板张某通过姚前的下属蒋国庆请托，为自己公司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提供帮助。姚前接受请托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帮助其公司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随后，张某就向姚前送上2000枚以太币作为答谢。

02 反腐利剑的科技透视

面对新型腐败挑战，纪检监察机关没有退缩，而是运用科技手段赋能反腐工作。专案组从一开始就做足准备，通过学习大量专业知识，深入了解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找准了审查调查的关键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邹荣在专题片中介绍：“虚拟货币具有隐蔽性，同时它是个双刃剑，它有两面性，因为它也有全网公开可查的特点。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可以查阅到任何区块链地址的虚拟货币的转入和转出记录，这也是由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它也有公开性。”

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既查询到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张某以太币钱包地址最终到姚前以太币钱包地址的流转链条，也查询到了2021年姚前转出其中370枚以太币，兑换1000万元资金的完整记录。

办案人员表示：“搜查就要掌握两个物品，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硬件钱包；第二个有没有一些写有毫无规律的助记词的纸条，这是搜查中至关重要的。” 果然，专案组在姚前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查获了硬件钱包。

03 制度反腐的科技升级

姚前案的成功查办，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此案也反映了反腐败斗争的手段越来越科学，方式越来越智能化。

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第四集《科技赋能反腐》展示，纪检监察机关正全面推进纪检监察大数据资源中心建设、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等“五大建设”，旨在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

专案组在姚前案中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对姚前的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从依法查询账户信息的情况看，姚前本人账户虽然并无明显异常，但大数据交叉排查发现，有几个用他人身份开设的银行账户，其实都是姚前的“马甲账户”，由他实际控制。

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赋能的新阶段。无论腐败手段如何花样翻新、方式如何隐形变异，只要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腐败的本质特征，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无处遁形。

04 跨境腐败的无缝追击

科技赋能的反腐利剑不仅针对境内腐败，也指向跨境腐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案就是典型案例。

李勇长期分管中海油在境外的大量项目，其跨境腐败问题极其突出。超过83%的赃款来自境外，商人老板在境外代为收受、流转和存放赃款。李勇曾坦言：“我就觉得在海外就没有调查权，鞭长莫及。”

然而，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有效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国家执法合作，成功获取了境外证据，全额追缴了境外赃款。

此案表明，境外没有例外，境外也不是法外。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境内腐败和境外腐败交织的阶段性特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积极运用科技手段，不断织密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姚前被留置时，他那套用赃款购买的别墅装修还未完成，但他已经无缘入住了。而专案组工作人员邹荣的话点破了关键：“虚拟货币，不兑现也没什么用，它就是一串数字。虚拟资产最后变成真实资产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暴露了。”

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全面推进大数据资源中心建设和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反腐工作已经进入科技赋能的新阶段。

无论腐败行为如何隐形变异，只要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腐败分子终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