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惠州十里银滩海云天小区的离谱操作，让“买房”变成一场精准围猎：98平米户型公摊高达50平米，公摊率突破50%，远超住宅12%-24%的合理区间，而物业费却按全额建筑面积收取。购房者小王的经历更具讽刺意味：房价18000元/平时望尘莫及，8000元/平时毅然抄底，如今房价暴跌至1800元/平，当初满心期待的资产彻底沦为“卖不掉、动不了”的“不动产”。这起案例撕开了部分旅游地产的遮羞布，也道尽了购房者的无奈与辛酸。
 
超高公摊的猫腻，藏着开发商钻法律空子的逐利算计。我国现行法规仅要求公摊面积在合同中载明，却未设定比例上限，这让海云天小区得以用“低价”为诱饵，通过虚增公摊降低单价吸引力。业主花98平米的钱，实际使用面积不足50平米，却要为过半的楼梯、走廊等“无效空间”支付物业费，本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占。这种“合法不合理”的操作，暴露了房地产市场监管的漏洞，也让“公摊刺客”成为悬在购房者头顶的利剑。
 
房价的断崖式下跌，则戳破了旅游地产的价值泡沫。数据显示，惠州十里银滩等海景房区域房价跌幅超80%，核心症结在于供需失衡与配套缺位：二手房挂牌量激增，而地铁规划搁置、产业支撑薄弱，导致居住需求持续萎缩。小王的“抄底”幻梦破碎，正是误将营销噱头当作真实价值。此类楼盘往往主打“低价海景”概念，却忽视生活便利性与资产流动性，最终让购房者陷入“住不了、卖不掉”的困境，所谓“不动产”沦为名副其实的“冻结资产”。
 
小王的遭遇并非个例，背后是购房者维权无门的现实困境。若合同已明确公摊比例，即便远超合理范围，维权也面临举证难、成本高的问题；而房价下跌属于市场风险，更难获得法律救济。这提醒购房者，签约前需核查公摊明细、质疑不合理条款，同时警惕“抄底”陷阱。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亟需补齐法律短板，设定公摊比例上限，规范开发商销售行为，让“公摊糊涂账”不再重演。
 
从公摊刺客到房价雪崩，惠州楼市的乱象不仅损害个体权益，更透支市场信任。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开发商坚守诚信底线，更需要监管部门强化制度约束。唯有让公摊透明化、监管常态化，才能让购房者远离“不动产”之困，让房产回归居住本质，让市场重拾信心。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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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网李新德

5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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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拖延猛于行政抗法：滑得利案十个月不开庭的法治警示
 
山西朔州一级政府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因挑战司法权威被斥为“恶劣示范”。但当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滑得利国家赔偿案公然漠视法定审限，以“十个月不开庭”的姿态践踏程序正义时，公众不得不追问：行政机关抗法固然可憎，作为正义最后防线的法院自毁长城，情节难道不是更为恶劣？
 
这起荒诞的拖延案，始于一场颠倒黑白的冤狱。滑得利因举报当地涉恶势力，反被错误定罪入狱三年四个月，历经五年申诉才换来无罪判决。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应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疑难复杂案件经批准最长可延长至六个月 。然而从2025年3月立案至今，十个月时间里，阜阳中院既未开庭审理，也未作出任何书面说明，承办法官“电话不接、人影难觅”，将法律刚性规定视若敝屣。
 
相较于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法院的违法拖延具有更致命的危害。行政机关抗法是对司法结果的公然违抗，而司法机关自身违法，则是对法治源头的釜底抽薪。滑得利案中，阜阳中院不仅超期审理，更上演了“私了”闹剧——曾携带30万元现金上门企图封口，遭拒绝后便以拖延战术消极对抗，其本质是用权力干预掩盖办案过错，妄图以时间消磨当事人的维权意志。这种“纠错必拖延、追责必阻挠”的行径，比行政抗法更具腐蚀性：行政抗法尚可通过上级监督、强制执行予以纠正，而司法机关自破程序底线，只会让公众对法律信仰产生根本性动摇。
 
法院的拖延底气，源于监督机制的失灵与责任追究的缺位。阜阳中院曾有“连续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黑暗过往，系统性腐败导致内部监督形同虚设；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未能及时介入，使得该院有恃无恐地突破司法底线。《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对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应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滑得利案中，相关责任人的拖延渎职行为至今未被追责，这种“违法无成本”的现状，只会纵容更多司法乱象。
 
十个月的漫长等待，对滑得利而言是冤屈未雪的持续煎熬，对法治社会而言则是公信力的不断流失。当举报黑恶者遭冤判，申请赔偿却被法院无限期拖延；当法定审限沦为“弹性条款”，司法机关沦为“违法示范”，公众难免产生“信法不如信访”的失望情绪。须知，行政机关抗法损害的是个案公正，而司法机关违法摧毁的是整个法治体系的根基。
 
法治的尊严，既在于判决的公正，更在于程序的坚守。阜阳中院的拖延行为，已远超“工作失误”的范畴，构成了对《国家赔偿法》的公然违背和对公民权利的恶意侵害。比山西朔州行政抗法更恶劣的，是司法机关自甘沦为法治破坏者。期待上级监察与司法机关利剑出鞘，彻查该案背后的利益勾结与责任缺失，让拖延办案的责任人付出应有代价，让滑得利的正义不再迟到，更让司法机关重新成为法治信仰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