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著名律师周泽在朋友圈宣布辞去泽博所主任职务，待办结手头未结案件后逐步退出律师江湖。这则消息让法律界乃至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公众深感惋惜。一位相识二十年的友人用“累了”二字概括其心境，这简单二字背后，承载的是一位良知律师数十年坚守后的疲惫与无奈，更是法治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沉重印记。
 
周泽的退隐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压抑后的必然选择。他在声明中直言，做律师、律所主任越来越不开心，频繁的谈话带来时常的屈辱感，明明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守护法律尊严的正当行为，却被指责“不是律师该做的”。这种职业价值认同的错位，成为压在他心头的重负。回溯2021年，他因在吕先三案中批评办案人员违法办案、刑讯逼供，遭遇一年停业处罚，那时便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五年后，王飞律师、叶小珊律师因何华芳案辩护被投诉的消息，让他更感迷茫——连旁听庭审的他都不确定自己是否会面临同样境遇，更不知如何为所里律师做出表率。
 
“如果做了律师，就不能有庭外言论，不能批评违法办案，连公民应有的批评、建议权利都不能行使了，那肯定会让我抑郁的。”周泽的这番话，道出了许多有良知律师的共同困境。律师的天职不仅是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更包括监督公权力、纠正违法办案行为，这既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环节。但当批评违法被视为“越界”，当正常监督遭遇阻力，律师的执业空间便被不断压缩。他坦言，若对公权力的违法滥权只能忍气吞声或无效申诉，维护公平正义便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样的执业状态“挺没意思的”。
 
周泽的职业轨迹，始终闪耀着知识分子的担当。正如微博网友所言，泽博所的一批律师多由记者转行，他们将朴素的正义感转化为职业使命感，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推动社会有序发展。从记者到律师，身份转变背后是不变的初心——对真相的追求，对正义的坚守。数十年间，他始终保持鲜明的执业风格，不惧压力、直面不公，在一个个案件中践行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誓言。这样一位将职业信仰融入骨血的律师选择退出，其背后的无奈与无力，远比单纯的“累了”更为深沉。
 
在法治社会的构建中，像周泽这样的律师是不可或缺的“啄木鸟”。他们用专业能力挑出法律实施中的漏洞，用勇气对抗公权力的滥用，用坚守守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民众的信任。当这样的律师感到疲惫而选择离场，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遗憾，更可能让公众对法治进程产生担忧。公众的惋惜之声，本质上是对良知律师的敬意，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更是对营造良好执业环境的期盼。
 
周泽的退隐不是法治理想的终结，而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它提醒我们，律师执业环境的优化、公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依然任重道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律师的有效监督是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保障。我们需要为良知律师撑腰，让他们不必在坚守正义与保全自身之间艰难抉择；需要畅通监督渠道，让批评违法办案成为正常现象而非“冒险行为”；需要明确执业边界，让律师能够放心大胆地履行法定职责。
 
“累了”二字，道尽沧桑，却未磨灭周泽的初心——他仍坚持办完手头未结案件，用专业精神为职业生涯画上负责任的句点。这位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坚守，值得永远铭记。而他的退隐更应引发深思：如何让更多有良知的律师不必感到疲惫，如何让法治理想在现实土壤中扎根生长，这才是对退隐者最好的回应，也是法治社会前行的必由之路。愿周泽的“累”能换来更完善的执业环境，愿每一份坚守正义的勇气都能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