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农业银行系统的反腐风暴持续升级，全年多名高管接连落马，从省级分行副巡视员到总行原副行长，案件覆盖信贷、数据管理、机构业务等关键领域。这一系列查处既彰显了金融反腐“无禁区、全覆盖”的高压态势，也暴露出部分国企在纪法衔接、责任追究上的短板——“以处分代刑法”的隐忧尚未完全消除，个别案件的处理节奏与力度，仍与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存在差距。
 
从案件密度与层级来看，农行2025年腐败案件呈现“高频次、高职位”特征，绝非偶然个案。12月，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巡视员姜文俊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深耕农行多年，曾任信贷处处长、分行行长等关键职务，信贷领域的权力寻租风险显而易见；4月至5月，原首席专家兼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深圳市分行原副行长王国彪、河北省分行原副行长陈元良等密集被查，覆盖东南沿海与华北重点区域；8月，总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楼文龙受贿案一审宣判，其利用近20年监管与银行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达8451万余元，最终获刑无期徒刑。这些案件串联起一条从基层分行到总行高管的腐败链条，涉及监管审批、融资贷款、工程承揽等核心业务，印证了金融领域“关键少数”与关键岗位廉洁风险防控的紧迫性。
 
值得警惕的是，在密集反腐的背后，“纪法脱节”“以纪代法”的苗头仍需警惕。部分案件中，纪检监察机关对违纪问题的查处效率较高，但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移送、司法追究环节却存在滞后。例如，姜文俊案发后，仅公开“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信息，其违纪行为是否已触及刑法、何时移送司法机关，至今未对外披露；此前数据中心原纪委书记林鹏被查，同样停留在“违纪违法审查”阶段，司法程序进展不透明。这种“查处快、移送慢”“纪律处分多、刑事追责少”的现象，容易让公众产生“国企反腐避重就轻”的误解，也与“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执纪执法贯通”的要求相悖。
 
楼文龙案的判决，本应成为“纪法衔接”的标杆，却也反衬出同类案件处理的不均衡。法院认定楼文龙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损害国家利益，虽因其有认罪悔罪、退赃等情节从轻处罚，但无期徒刑的判决仍彰显了司法对金融腐败的严惩态度。然而，对比其他落马高管，如原营销总监易映森虽被“双开”并移送司法，但后续司法判决结果未公开；冯建龙主动投案后，案件进展也未及时披露。这种“部分案件重刑震慑、部分案件不了了之”的差异，不仅削弱了反腐的公信力，更可能让潜在腐败者产生“侥幸心理”，认为“主动投案就能轻罚”“违纪不涉刑就能过关”。
 
国企反腐不能止于“党内处分”，更需守住“刑法底线”。《监察法》明确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应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但在实践中，部分国企存在“内部消化”倾向，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仅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草草收场，既未依法追缴非法所得，也未将嫌疑人移送司法，本质上是对腐败行为的“变相包庇”。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让“违法成本低于违法收益”，难以形成长效震慑。
 
2025年农行反腐风暴，既是对金融领域腐败的“大扫除”，也是对“纪法衔接”机制的“大考验”。要彻底铲除国企腐败土壤，一方面需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信贷审批、资产管理等风险领域，深挖“影子股东”“利益输送”等隐性腐败；另一方面更需完善“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机制，明确违纪与违法的界限，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杜绝“以纪代法”“以处分代刑罚”。唯有如此，才能让国企反腐真正“长牙带刺”，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震慑力贯穿始终，守护好国有金融资产与公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