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珙县警方一桩跨省打假执法事件，自曝光以来持续引发舆论热议。警方以查处“假五粮液”为由远赴辽宁沈阳执法，最终却扣押商户159瓶价值超120万元的茅台酒；当事人家属迫于压力支付22万元和解赔偿金、达成企业谅解后，当事人依旧被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
 
整起案件执法逻辑错乱、程序漏洞百出、权力边界失守，每一个执法环节都违背正当执法准则，拼凑成当前基层执法中“远洋捕捞、逐利执法” 的典型负面标本，直指地方涉企执法、知识产权刑事办案中的乱象与制度性漏洞。
 
一、案件核心反常事实：全程背离法治常理
 
2023年5月，四川宜宾珙县警方跨省前往辽宁沈阳，对本地酒商何先生开展调查讯问，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为由，当场扣押其店内159瓶茅台酒，涉案货值逾120万元。
 
在办案民警介入协调施压下，何先生家属向五粮液公司支付22万元专项赔偿款，双方签订书面自愿赔偿协议，本意是通过和解了结纠纷、终结案件。
 
但反常的是，高额赔偿与企业谅解并未换来案件终结。2025年6月，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依旧将何先生及其供货上家焦先生，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正式提起公诉。截至2026年6月，该案历经8次庭审，仍处于法院审理阶段，尚未作出一审判决，涉事执法机关也未对案件疑点作出官方回应。
 
该案之所以突破公众认知、引发普遍质疑，核心在于三大反常硬伤，完全违背正常执法与司法逻辑：
一是执法目标完全错位：立案查办标的为“假冒五粮液”，跨省执法、大额扣押的对象却是大批量茅台酒，执法靶向与立案事由严重脱节；
二是处置结果双重悖论：当事人足额支付和解赔偿、取得品牌方谅解，本是刑事案件从宽、息诉息访的重要依据，却遭遇“赔偿不豁免、谅解不免责”的强硬追诉；
三是利益链条高度可疑：办案公安、地方龙头酒企、大额和解资金、异地扣押财物深度绑定，公权力介入民事赔偿协商，权责边界模糊，利益关联无法合理解释。
 
二、四大核心程序疑点：层层击穿执法底线
 
舆论持续紧盯该案的核心原因，并非单一执法瑕疵，而是案件在立案程序、执法角色、物证保管、司法定性四大关键环节全面失守，形成无法闭环的法治漏洞。
 
1. 立案时间倒置，执法程序严重违法
 
卷宗公开信息显示，该案正式立案审批时间为2023年8月8日，但珙县警方跨省抓人、人身讯问、大额财物扣押等全部核心执法行为，均发生在2023年5月，执法行为早于立案时间整整三个月。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规定，未经立案审批，公安机关无权开展刑事侦查活动，更不得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扣押大额私人财物。立案前实施的强制执法行为，属于程序违法的“先执法、后补手续”，由此获取的讯问笔录、扣押清单、案件线索等全部核心证据，均存在合法性瑕疵，理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审查。
 
2. 公权力越位代言，沦为企业维权工具
 
本案最受诟病、最违背执法中立性的环节，是办案民警直接介入企业与商户的民事赔偿协商。据当事人家属陈述，办案民警多次以何先生人身自由为要挟，逼迫家属筹款赔偿，直言“钱重要还是人重要”，主动敲定22万元赔偿金额、推动款项支付，全程充当五粮液公司的“维权代理人”。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核心职责是依法侦查犯罪、维护公共秩序，而非替市场企业追讨民事赔偿、促成私下和解。当执法机关放弃中立立场，将刑事侦查权转化为企业维权、资金追偿的工具，公权力的公共属性彻底消解，执法公正性与公信力荡然无存。更有办案人员直言“有KPI考核，没办法，就是逐利执法”，直接坐实执法创收的核心动机。
 
3. 涉案物证保管失控，证据链条彻底断裂
 
涉案扣押财物是认定罪与非罪、量刑轻重的核心物证，必须全程封存、专人保管、完整留痕，这是刑事办案的基本准则。
 
然而2026年5月，当事人夫妇依法获准查验扣押三年的159瓶茅台酒时，发现物证保管出现重大混乱：部分高价值茅台酒无故缺失，多瓶酒被私自开封、酒体损耗严重，部分仅剩半瓶，稀缺的30年年份茅台更是不知所踪。面对物证损毁、短缺、遗失的重大问题，办案现场民警无法给出任何合理解释。
 
物证链条是刑事案件的基石，涉案财物保管失序、损毁灭失，直接导致本案无完整有效物证支撑指控，案件事实认定彻底失去依据。
 
4. 司法定性反复摇摆，严重损耗司法公信
 
该案司法认定出现根本性、颠覆性矛盾，前后口径完全相悖：
办案机关初始跨省执法、扣押全部茅台的唯一理由，是涉案酒水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涉嫌刑事犯罪；
但进入庭审阶段后，公诉机关当庭改口，明确表示该批扣押茅台酒与本案指控罪名无关，法院亦驳回当事人的酒水鉴定申请。
 
从“涉嫌假酒、跨省严打”到“与案无关、无需鉴定”，公检机关对核心涉案财物的定性彻底反转。这意味着，整场跨省执法、百万财物扣押、长期财产冻结，从源头失去合法依据，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无依据违规执法。
 
三、个案背后是制度性顽疾：逐利执法并非偶然
 
宜宾珙县这起离奇执法案，绝非个别民警操作失误，而是基层部分地区趋利性执法、跨区域违规执法的集中缩影，完全触碰公安部、最高检明文禁止的执法红线。
 
公安部早已出台禁止逐利执法“七项规定”，明确严禁下达罚没指标、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严禁超范围查扣冻、严禁以人身自由要挟认罪认罚与和解、严禁争抢有罚没收益的案件管辖权。对照明文禁令，本案几乎条条触碰、悉数违反。
 
针对此类乱象，最高检早已精准预警：2025年2月，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明确表态，将出台跨区域涉企刑事案件办理规范，健全管辖权规制、查扣冻监督机制，专项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司法等突出问题，从制度层面遏制权力逐利。
 
禁令在前、警示在前，基层执法依旧顶风违规，足以说明逐利执法已不是个体问题，而是部分地方依托地方产业、考核机制形成的制度性执法顽疾。
 
四、知识产权保护，绝不能沦为逐利执法挡箭牌
 
依法打击假冒伪劣、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是公检法机关的法定职责，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茅台、五粮液作为国内头部白酒品牌，其商标权、知识产权、市场合法权益，理应得到严格、公正、规范的司法保护。
 
但必须厘清一条不可逾越的法治边界：保护知识产权 ≠ 地方权力创收、企业牟利的工具。
 
合法的打假执法，必须坚守证据为王、程序合法、权责对等的底线：打假必须凭确凿证据、执法必须严守法定程序、民事赔偿必须遵循自愿平等、财物扣押必须坚持必要合法、案件管辖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而本案中，跨省远洋执法、错位扣货、权力逼赔、赔偿后依旧追诉、物证随意损毁，本质上是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逐利执法之实。看似是打击假酒、维护品牌权益，实则是滥用侦查权干预民营经济、侵害普通商户合法权益，既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更透支司法公信力、损害地方营商口碑。
 
五、公众追问的从来不是真假，而是执法的正当性
 
社会舆论从未反对依法打假、严惩侵权，坚决抵制的是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打假、运动式维权。
 
对于异地普通民营商户而言，面对地方公权力的跨省强制措施、百万财物扣押、人身自由限制、高额赔偿施压，完全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所谓的“自愿和解”“主动赔偿”，本质是权力高压下的被动妥协；所谓的“刑事追诉”，更是程序瑕疵、证据缺失下的强行定罪。
 
本案无需纠结“是否存在假酒”的细枝末节，五大核心法治疑问必须得到官方彻查、公开回应：
 
1. 珙县警方跨省奔赴沈阳办案、管辖异地经营案件，法定管辖依据究竟是什么？
2. 立案前三个月提前抓人、扣货、讯问，是否构成程序违法、非法执法？
3. 依法封存的涉案茅台长期保管失控、酒水缺失损毁、年份酒灭失，责任主体与追责结果是什么？
4. 警方介入施压促成的22万元赔偿款，是否属于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权力逼赔？
5. 办案人员自认的“KPI考核、逐利执法”，是否属实、是否存在执法创收机制？
 
六、执法者必先守法，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牢笼
 
公安机关手握国家强制力，执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每一次侦查、扣押、追诉行为，都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框架与程序规则之内，无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
 
执法权力一旦脱离程序约束、绑定利益诉求，必然肆意扩张：今日可为地方酒企跨省百万扣货，明日便可为罚没收益插手各类经济纠纷；今日可逼迫商户“自愿赔偿”，明日可将“认罪认罚”异化为权力压服的工具。
 
维护企业品牌、守护地方声誉，绝不能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民营商户合法权益为前提。越是涉及大额财产、跨省执法、知名企业、刑事追责的敏感案件，越要公开透明、经得起司法检验和社会监督。
 
该案绝不能止于舆情热议、庭审拖延。上级公安、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启动独立专项调查，全面核查立案程序、执法过程、物证保管、赔偿协商、管辖权适用等全部疑点。对违规执法人员依法追责，对违法扣押财物依法返还，对瑕疵案件依法纠正，对不当追诉依法纠错。
 
唯有彻底斩断执法与利益的捆绑链条，破除逐利执法的顽疾，才能回归法治初心：执法是为守护公平正义，而非捕捞私利；打假是为规范市场秩序，而非透支司法公信。
 
案件最新进展（截至2026年6月17日）
 
1. 刑事诉讼层面：该案已历经8次开庭审理，尚未作出一审判决，仍在司法审理周期内；何先生及其家属的酒水鉴定申请、证据合法性核查申请，均未被法院支持。
2. 涉案财物层面：159瓶扣押茅台酒出现缺失、开封、酒体损耗等重大物证问题，暂无官方核查结论与处置结果。
3. 执法追责层面：针对警方程序违法、越位调解、物证保管失职等问题，暂无任何涉事人员追责通报、官方调查结果。
4. 赔偿款项层面：当事人已支付的22万元和解赔偿金，暂无退还、纠错等后续处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