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回顾：一次典型的公权力越界
 
2026年6月14日晚，北京范辰律师、河南付建律师前往连云港会见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吴强，为次日的二审开庭做准备。在吴强家门口，两名穿警服人员和一名便衣人员要求查验律师证件，但拒绝出示自身执法证件，双方发生争执。随后大批警察和武警赶到现场，在律师出示执业证后，二人被以“寻衅滋事”“阻碍执法”为由口头传唤至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直至次日凌晨6点才被释放。
 
9月11日，海州分局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范辰、付建等人涉嫌阻碍执行职务案“没有违法事实”，决定终止调查。这一纸决定，从法律上宣告了此前的传唤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本质上是公权力对律师正常执业行为的不当干预。
 
二、辩护权的法理根基：从宪法到诉讼法的权利延伸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被细化为一系列具体权利，其中律师会见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七条明确指出，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
 
从法理上看，辩护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另一方面是律师的执业权利。两者紧密相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本质上就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所强调的：“律师执业权利本质上是当事人权利的延伸，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职，就是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司法公正。”
 
三、公权力的边界：从“没有违法事实”看执法程序的瑕疵
 
海州分局的终止调查决定，核心依据是“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没有违法事实”是终止调查的法定情形之一。这一结论意味着，范辰、付建律师在会见过程中，既没有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也没有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
 
从执法程序来看，此次传唤存在明显瑕疵：
 
1. 执法主体身份不明：最初要求查验律师证件的人员未出示警官证，违反了执法公开原则。
2. 传唤依据不足：在律师出示执业证后，仍以“寻衅滋事”“阻碍执法”为由传唤，缺乏事实支撑。
3. 传唤程序不规范：口头传唤未履行法定手续，且传唤时间长达8小时，超出了合理限度。
 
这些程序瑕疵，本质上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对“比例原则”的背离。比例原则要求公权力在干预公民权利时，必须选择对权利损害最小的方式，且干预程度与目的相适应。而此次传唤，显然超出了维护执法秩序的必要限度。
 
四、法理反思：为何“没有违法事实”仍需追责？
 
终止调查决定虽然从法律上宣告了律师的清白，但并未解决此次事件背后的深层法理问题：
 
1. 律师会见权的不可侵犯性：律师会见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辩护准备的充分性。此次传唤导致律师无法完成庭前会见，影响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行使。
2. 公权力的谦抑性：公安机关在处理律师与执法人员的争执时，应优先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而非动辄采取强制措施。
3. 执法公信力的维护：此次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不仅损害了律师的职业安全感，也削弱了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
 
从法理上看，“没有违法事实”的结论，恰恰说明此前的传唤行为缺乏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公权力越界行为，不能仅以“终止调查”了事，而应进一步追究相关人员的执法责任，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五、结语：构建公权力与律师权利的平衡机制
 
此次连云港律师传唤事件，是公权力与律师权利冲突的一个缩影。在法治社会中，公权力与律师权利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公权力的规范行使，需要律师的监督；律师权利的保障，也需要公权力的支持。
 
从长远来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
 
1. 明确执法程序：细化律师会见时的执法规范，确保执法人员身份公开、程序合法。
2. 强化权利救济：建立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快速救济机制，及时纠正不当执法行为。
3. 加强执法监督：完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违法执法行为严肃追责。
 
只有在公权力与律师权利之间建立起平衡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