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6日，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对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原牙城镇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因强制猥亵15岁少女小君（化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判决一出，舆论哗然。受害者家属明确表示无法接受这一结果，认为量刑畸轻，已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

案件回顾：执法者沦为施暴者

2025年6月16日下午，15岁的小君因涉及一起殴打他人案件，在母亲陪同下前往牙城派出所接受调查。教导员李某以需要单独询问为由，让小君母亲离开办公室，随后利用其办案人员身份，以“可能被拘留”为由胁迫小君，实施了包括抚摸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等恶劣猥亵行为。

案发后，宁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鉴定结果构成了完整证据链：在李某办公室垃圾桶、警服、裤子以及小君鞋带等多处检出的DNA与李某血样基因型相同。铁证如山，李某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

量刑争议：三重从重情节为何只判2年9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强制猥亵罪一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猥亵未成年人的，依法从重处罚；有聚众、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等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案存在明显的三重从重处罚情节：

1. 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小君年仅15岁，身心发育未成熟，法律对未成年人有特殊保护。
2. 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李某身为派出所教导员，本应是法律的执行者和群众安全的守护者，却利用职权实施犯罪，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3. 猥亵手段恶劣：包括生殖器侵入口腔等侵入性行为，属于司法解释明确的“手段恶劣”情形。

法院在判决中承认了这些从重情节，但同时认为李某“承认指控的犯罪，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最终综合考量，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

法律界质疑：量刑是否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财产辩护研究中心主任胡磊律师指出，一审判决量刑偏轻，不合理。他认为，派出所办公室虽未完全符合《刑法》中“在公共场所当众”的严格要件，但作为公共执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公开性、涉众性和公共服务属性。行为人在此实施犯罪，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社会管理秩序。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范冰珸教授解读，本案存在三重加重情节：利用职权，以办案为名实施犯罪，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场所特殊，在代表公权力的派出所办公室作案；对象特殊，受害者为15岁未成年人。相比之下，2023年浙江某教师猥亵学生案，因“利用特殊职责”被认定“恶劣情节”，判刑5年2个月。

受害者创伤：一生难以愈合的伤口

判决书上的刑期或许只有2年9个月，但给小君带来的伤害却是终身的。案发后，小君常常崩溃、做噩梦，多次离家出走，甚至用刀划伤自己的手臂。她先后前往霞浦、安徽、泉州、江西，与家人关系疏远，将父亲拉黑，信息不回。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地流言蜚语四起，“有的人传我女儿被强奸，甚至还有人传我老婆被强奸”。张先生的妻子无法承受压力，回到了四川老家，在牙城镇的店也关了。一个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道歉缺失：司法之外的道德拷问

“到目前为止，派出所包括李某的家属，都没有找我们表示过任何的道歉，只有李某在开庭时说了一句‘对不起’”。张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司法判决之外的另一种缺失——道德上的忏悔与责任承担。

作为执法机关，牙城派出所在此事件中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李某的家属是否应对受害者表达歉意？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仍是空白。

“疑有私”：公众的合理性质疑

当执法者知法犯法，利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仅获刑2年9个月，公众难免产生“量刑奇轻疑有私”的质疑。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身份特殊可能影响司法判断。李某作为公安系统内部人员，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同行情谊”的影响？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践中，公职人员犯罪案件往往更受关注，也更容易引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边界。李某当庭认罪，这确实是从宽处罚的法定情节。但当犯罪行为具有多重从重情节，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利用职权等严重情形时，认罪认罚是否应成为大幅减轻处罚的理由？这需要司法实践慎重权衡。

第三，量刑与犯罪危害性的匹配度。李某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小君的身心健康，更严重损害了公安队伍形象和司法公信力。2年9个月的刑期，能否起到足够的惩戒和震慑作用？能否抚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创伤？能否回应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抗诉之路：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

目前，张先生已向霞浦县人民检察院递交《刑事抗诉申请书》，认为一审量刑畸轻，未充分评价李某滥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手段恶劣等核心从重情节。同时，他还计划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经济赔偿与精神损害抚慰金。

根据法律规定，若申请抗诉，家属需在裁判生效后尽快向检察机关提交相关材料，说明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理由。检察机关将在收到申请后五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

结语：警徽不容玷污，司法必须公正

派出所本应是人民群众最值得信赖的安全港湾，警徽本应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李某的行为，不仅玷污了身上的警服，更严重透支了公众对执法机关的信任。

对于这起案件，社会关注的不仅是李某个人的刑期长短，更是司法能否真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能否对利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能否通过公正的判决重塑执法公信力。

小君的父亲说：“我打算申请抗诉，并且找律师对李某提起民事诉讼申请赔偿。” 这不仅仅是一个父亲为女儿讨回公道的努力，更是公民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信任。

我们希望，检察机关能够依法审查抗诉申请，二审法院能够全面考量本案的特殊性和严重性，作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判决。因为，只有公正的司法，才能真正抚慰受害者，震慑犯罪者，守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