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贿、挪用公款案，是十余年前国内极具标志性的职务犯罪庭审，朱明勇作为核心辩护律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因程序争议当庭拍桌、多次被法警带出法庭，这场激烈的审辩冲突迅速引发法律界热议。表面看是律师与审判长的言语、行为对抗，深层却折射出刑诉程序落地、控辩平等、法庭指挥权与辩护权边界、庭审规范化建设等多重法治命题。本文以南昌中院庭审全过程为样本，厘清冲突缘起、辨析双方权利边界，跳出“律师闹庭”或“法官压制辩护”的二元对立，从程序正义、控辩平衡、庭审治理三个维度展开评论，探讨新时代刑事庭审如何兼顾法庭权威与辩护权保障。
 
关键词
 
朱明勇；周文斌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辩冲突；辩护权；程序正义
 
一、风波缘起：南昌中院庭审中层层叠加的程序分歧
 
2014年末至2015年，周文斌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拉开长达数月的马拉松式庭审，全程20余天，创下彼时职务犯罪庭审时长纪录，朱明勇全程参与辩护，矛盾并非单次爆发，而是多重程序争议长期累积的结果。
 
第一重分歧：公诉人回避申请被当庭驳回。朱明勇当庭提出，出庭公诉人毕业于南昌大学、曾在校任职，与被告人周文斌存在师生、上下级关联，极易产生主观偏向，依法应当回避。法庭未采纳该申请，控辩双方就此反复辩论，庭审节奏持续僵持 。
 
第二重分歧：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未启动。周文斌当庭陈述存在刑讯逼供，朱明勇依据刑事诉讼法当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合议庭当庭明确不启动该程序，成为审辩矛盾核心导火索之一。辩护方认为，法庭刻意回避证据合法性审查，剥夺被告人核心抗辩权利 。
 
第三重分歧：庭审流程遗漏法定环节。法庭推进举证质证时，跳过“申请新证人、调取新物证”法定环节，朱明勇当庭提示审判长补全流程，未被采纳；当辩方提交新证据、申请预留质证准备时间遭拒后，矛盾彻底激化，出现网络流传的“拍桌名场面”。朱明勇认为法庭刻意简化程序、压缩辩护空间，审判长则认定律师扰乱庭审秩序，数次指令法警将其带出法庭冷静，该案审理期间朱明勇先后四次被驱逐出辩护席 。
 
第四重分歧：新证据认定标准之争。合议庭将辩方提交的关键材料直接认定为非新证据，不允许当庭完整质证。朱明勇当庭质疑合议庭认定标准缺乏法律依据，情绪激动拍桌发声：“你认为不是就不是？这明明是新证据”，审判长随即制止，双方言语对峙升级，当日庭审被迫多次休庭。
 
多重程序诉求接连被驳回，辩护权持续受限，最终催生了这场极具传播度的庭审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冲突之后南昌中院作出调整，原审判长因身体原因退出，由副院长重新组成合议庭全案重审；二审阶段，法院采纳朱明勇等辩护律师多项意见，撤销挪用公款罪名，无期徒刑改判十二年，印证辩护意见具备实质法律价值 。
 
二、二元误区：跳出“律师激进”与“法庭压制”的简单评判
 
风波传播至今，舆论长期存在两种极端片面解读，均偏离程序法治的核心逻辑。
 
一种观点将朱明勇定义为“闹庭律师”，认为当庭拍桌、多次对抗法官是漠视法庭权威、扰乱庭审秩序，应当予以惩戒。该视角片面放大行为表象，忽略冲突背后的程序诉求。我国刑诉法明确，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回避、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调取证据、对证据充分质证，上述权利不受法庭随意限制。朱明勇所有对抗行为，均建立在对法定庭审程序被简化、法定辩护权利被压缩的异议之上，其核心诉求是落实程序规则，而非单纯对抗法官个人。
 
另一种观点片面美化激烈对抗，将当庭拍桌塑造为“敢于对抗公权力、坚守正义”的标志性举动，完全忽视法庭秩序的法定价值。法庭是行使审判权的专属空间，审判长依法享有庭审指挥权，全体诉讼参与人负有遵守庭审纪律、维护庭审秩序的法定义务。拍桌属于情绪化过激行为，即便诉求具备法律依据，亦不属于合法维权方式，极易打乱庭审节奏、激化审辩对立，并非辩护权行使的正当路径。
 
两种视角共同的缺陷，是割裂权利诉求与行为方式：辩护权合法，不代表行使手段无边界；法庭维持秩序合法，不代表可以简化、省略法定诉讼流程。南昌中院这场冲突，本质是程序刚性不足与辩护行使失度双向叠加的结果，不能单一归责某一方。
 
三、法理审视：冲突背后三重制度失衡
 
（一）控辩平等原则在基层庭审落地不足
 
刑事诉讼的核心架构是控、辩、审三方等腰三角结构，控方代表国家追诉权，辩方代表当事人防御权，法官居中中立裁判。但在彼时基层职务犯罪庭审中，天然存在控方优势惯性：公诉人回避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调取证据申请，合议庭往往更倾向采纳控方意见，对辩方程序性请求设置更高门槛。
 
周文斌案中，辩方提出的回避事由、证据合法性异议、补充取证申请，均未得到合议庭实质审查，直接当庭驳回。当辩方所有法定救济渠道在庭审中被快速封堵，律师缺乏顺畅、温和的程序说理空间，极易催生激烈对抗，这是审辩冲突频发的制度根源。
 
（二）法庭指挥权与辩护权边界模糊
 
法律赋予审判长庭审指挥权，但指挥权存在清晰边界：不得剥夺、限制当事人及辩护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实践中部分法官将“维持秩序”等同于“加快庭审进度”，为缩短审理时长，简化质证、辩论、证据排除等耗时环节，将辩护律师正常的程序主张视作“拖延庭审”。
 
南昌中院第一次审理阶段，合议庭跳过法定流程、直接否定辩方新证据资格，本质是指挥权越界。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亦未能厘清权利行使边界：对程序异议，法定规范路径为当庭书面提出、庭后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向驻院检察部门申诉、庭审结束后通过上诉、申诉程序救济，当庭拍桌、情绪化对峙并非合规救济渠道，反而落入“以过激手段维权”的误区。
 
（三）程序违法即时纠错机制缺失
 
当庭审出现遗漏法定环节、不当驳回辩护申请等程序瑕疵时，缺乏当庭即时纠错渠道。彼时多数基层法院缺少标准化的程序异议处置流程：律师提出程序异议后，合议庭仅简单合议即口头驳回，不载明驳回理由、不记录在卷，辩方无法留存程序违法书面凭证，后续上诉、申诉阶段难以举证庭审程序瑕疵。
 
周文斌案二审能够改判，恰恰印证一审庭审存在多处程序与实体瑕疵，但这些瑕疵只能依靠漫长二审程序纠正，无法在一审庭审中当场化解，凸显当时庭审内部纠错机制的空白。
 
四、价值启示：从南昌庭审风波看当代刑辩与庭审规范化
 
（一）辩护权应当刚性保障，但行使必须恪守程序理性
 
朱明勇在南昌中院的系列辩护动作，展现了刑辩律师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不回避控辩分歧，逐条依据刑诉法提出程序性抗辩，完整核查证据漏洞，最终推动二审大幅改判，证明细致、较真的程序性辩护能够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但该案也为全体刑辩律师划定清晰红线：维权有据，亦需有度。法定辩护渠道多元，当庭过激对抗、扰乱庭审秩序，既不符合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也会削弱辩护意见的专业说服力。面对庭审程序瑕疵，最优路径是规范提交书面异议、全程留存庭审记录、庭后通过监督渠道反映，以专业、理性的方式行使辩护权，而非情绪化对抗。
 
（二）法庭权威建立在程序公正之上，而非单向秩序压制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续更换合议庭、全案重审的调整，释放重要信号：法庭权威不能依靠限制辩护实现，唯有完整落实法定程序、平等对待控辩双方诉求，才能树立真正的司法公信力。
 
对审判机关而言，庭审指挥权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正审理，而非单纯维持流程速度。面对辩方合法的回避、排非、取证申请，应当开展实质审查，书面载明采纳或驳回理由，为辩方预留完整质证、辩论空间；建立程序异议快速处置机制，从源头减少审辩对立。近年来最高法持续推进庭审规范化，细化辩护权保障细则，正是对周文斌案这类庭审冲突的制度回应。
 
（三）审辩良性互动是现代刑事庭审的核心底色
 
理想的刑事庭审，不是控辩、审辩之间的对抗博弈，而是三方在法律框架内协同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南昌中院风波的教训在于：当法庭压缩辩护空间，律师容易走向激烈对抗；当律师突破庭审纪律，法庭只能依靠强制手段维持秩序，最终损害案件公正审理效率。
 
十余年后回望该案，其价值早已超越一场庭审冲突本身：它提醒司法机关、法律从业者，程序正义不是纸面条文，藏在每一次回避申请、每一轮证据质证、每一场有序辩论之中；司法公正既需要敢于较真、坚守权利的刑辩律师，也需要包容、中立、恪守程序底线的审判者，二者相辅相成，方能构建规范、理性、公正的刑事庭审格局。
 
五、结语
 
当年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朱明勇拍桌的一幕，早已成为中国刑辩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片段。我们不必单纯赞美激烈对抗，也不能一味苛责律师较真，而应透过冲突看见背后的程序法治命题：辩护权是当事人对抗追诉、防范错案的制度屏障，法庭秩序是公正审判的基础载体，二者本无对立，统一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之下。
 
周文斌案二审改判的结果证明，细致、专业的程序性辩护具备改变案件走向的力量；而法院更换合议庭、重新审理的调整，也说明司法机关能够正视庭审程序瑕疵、主动修正执法偏差。这场发生在南昌中院的庭审风波，如同一面镜子，照见过去刑事庭审的短板，也为如今庭审规范化、控辩平等机制完善提供了鲜活样本。真正的法治，既允许律师依法据理力争，也要求各方守住庭审理性底线，在规则框架内实现公平与秩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