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迟夙生，曾经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执业数十年的刑辩律师，在中国刑辩发展史上留下特殊印记。在黎庆洪涉黑再审庭审之中，因坚持要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前置程序，与合议庭发生激烈程序分歧，被下令驱逐出庭，当庭昏厥后被担架抬离法庭，这一幕成为刑辩史上极具争议的标志性画面 。该事件并非简单的个人情绪冲突，集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现实命题：法庭权威与辩护权利如何平衡，审判指挥权的边界在哪里，程序异议应当以何种方式表达，如何构建控辩审三方理性的庭审格局。跳出“勇士”与“闹庭”二元标签，从法理层面审视，辩护权是法定权利，但权利行使亦要恪守庭审秩序；法庭享有庭审指挥权，但指挥权不能用来压缩法定辩护空间。
 
关键词
 
迟夙生；非法证据排除；辩护权；庭审秩序；程序正义；审辩冲突
 
一、事件回溯：源于程序规则的激烈对抗
 
2012年贵阳小河法院黎庆洪涉黑再审案，是当年万众瞩目的大案，被告人当庭控诉遭遇刑讯逼供，辩护律师团依法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要求先行对供述合法性开展调查，调取看守所入所体检记录、审讯同步录音录像，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 。
 
依据当时《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辩方庭审提出供述系非法取得，法庭应当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先行当庭调查非法证据问题，完成排非之后，再开展实体事实的审理。但该案庭审之中，合议庭采纳公诉方意见，决定先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实体审理前置，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置处理 。
 
这一程序安排，引发多名辩护律师强烈反对。朱明勇律师提出异议，遭到当庭训诫；迟夙生接续就此提出抗辩，坚持法律明文规定应当先行排非。审判长对其予以训诫，在她持续表达程序异议之后，当庭下达驱逐出庭指令。当法警上前执行驱逐措施时，迟夙生情绪剧烈波动，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最终被担架抬出法庭送往医院抢救，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被抬出法庭的律师”事件由来 。
 
该案不是迟夙生唯一一次庭审冲突。在此之后，多地庭审现场，她多次就程序瑕疵、证据问题当庭提出强硬抗辩，也曾发生手机被扣、身体突发不适送医等争议事件，这些事件反复把“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推到舆论聚光灯之下。
 
必须厘清：她的全部当庭抗争，出发点不是针对法官个人，而是捍卫非法证据排除这一法定程序。但表达方式上，多次出现言辞激烈、情绪亢奋的情形，也触发法庭维持秩序的强制措施，这也让舆论长久分裂为两种完全对立的评价。
 
二、两种极端评价：应当剥离标签，回归法理本身
 
十余年来，舆论场对迟夙生形成两种非黑即白的叙事，二者都遮蔽了制度层面的深层矛盾。
 
一部分舆论将其塑造为“孤勇斗士”，把当庭激烈对抗全部解读为坚守正义，将被驱逐、被抬离法庭视作反抗不公的英雄行为。这种叙事放大个人人格，却回避一个法律基本常识：辩护权是宪法与刑诉法赋予的权利，但权利不等于可以不受庭审纪律约束。法庭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定场所，审判长依法拥有庭审指挥权，全体诉讼参与人，包括辩护律师，都负有遵守法庭纪律、维护庭审秩序的法定义务。即便辩方程序诉求具备法律依据，情绪化高声抗辩、持续对抗法庭指令，不属于法定的异议表达方式。
 
另一部分观点简单将其定性为“闹庭律师”，把一切冲突全部归责于律师个人行事偏激，完全无视冲突发生的制度诱因。本案核心矛盾起点，是辩方认为合议庭没有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前置程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防范刑讯逼供，防范非法证据进入审判，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关键制度。如果法庭把排非程序后置，实质上就会造成：带着合法性存疑的证据开展事实调查，削弱排非制度本身的制度价值。完全无视辩方正当的程序诉求，仅仅批评律师行为，同样背离程序正义的本意。
 
真正客观的认知应当区分两件事：一是诉求本身是否于法有据；二是行使权利的方式是否合乎规范。诉求合法，不等于表达方式无边界；法庭有权维持秩序，不等于可以随意压缩法定辩护空间。
 
三、法理透视：冲突背后三重制度困境
 
（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落地的现实困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进规范性文件，是我国刑事司法重大进步。但纸面规则落到庭审，会遭遇现实阻力。排非程序耗时漫长，会拉长庭审周期；部分合议庭出于庭审效率考量，倾向于把排非往后推移，优先推进实体审理。
 
黎庆洪案庭审矛盾，正是这一困境集中爆发。辩方坚持“先排非、后实体”，合议庭选择“先实体、后排非”。当书面申请、当庭说理的渠道得不到实质回应，部分辩护律师就容易走向激烈的当庭抗争。这揭示一个现实：当程序异议得不到法庭实质说理、驳回理由不记入笔录，辩方就缺少温和有效的当庭救济路径。
 
（二）庭审指挥权与辩护权的边界模糊
 
审判长的庭审指挥权，有明确的法律边界：维持秩序，但不得剥夺、限制法律赋予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指令法警强行带出，这些强制措施，只能针对扰乱庭审秩序的行为，不能用来压制律师合法的程序抗辩。
 
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方面，把律师对程序的较真抗辩，直接等同于扰乱法庭秩序，动辄训诫、驱逐；另一方面，少数辩护律师混淆“抗辩权利”和“对抗行为”，把激烈对峙当成辩护的主要手段，逾越庭审纪律的红线。迟夙生事件，恰恰是两种偏差交织的样本。
 
（三）程序异议救济机制的缺位
 
当年的庭审制度之下，律师当庭提出的程序异议，很多时候只有口头驳回，不书面说理，不完整记入庭审笔录。律师当庭申诉无门，只能等待上诉阶段再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程序瑕疵不能在庭审当场纠错，矛盾就会不断累积，最终演变为激烈的审辩冲突。辩护律师缺少当庭有效的、温和的纠错渠道，是冲突频发的制度土壤。
 
四、时代启示：辩护要敢较真，更要守理性；权威源于程序公正
 
回望迟夙生被抬出法庭的这一幕，它留给中国刑辩的启示，远远超过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
 
第一，辩护权的价值，在于敢于对程序违法说“不”。非法证据排除、回避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这些不是律师的无理取闹，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制度闸门。正是一代代刑辩律师对程序细节的较真，倒逼司法不断完善对辩护权的保障。我们应当承认：刑辩律师的职责，就是要盯着程序是否到位，证据是否合法。放弃程序抗辩，辩护就只剩下形式意义。
 
第二，捍卫权利，不等于可以突破庭审理性底线。法律既给了律师抗辩的武器，也划定行使武器的边界。面对程序争议，更规范的路径是：当庭提交书面异议，要求记入庭审笔录；庭后提交书面法律意见；向驻监检察部门、律协反映；通过二审上诉，以一审程序违法为由申请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当庭高声对峙、情绪失控，即便诉求有理，也会削弱辩护意见的专业力量，甚至给法庭强制措施留下适用空间。
 
第三，法庭真正的权威，不是依靠驱逐律师建立，而是依靠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审判机关的庭审指挥权，首要目标是保障公正审判，而不是单纯追求庭审进度。对于辩方合法的程序性申请，应当开展实质审查，采纳或者驳回都应当载明理由，完整记入笔录。当程序异议能够得到制度性回应，激烈的当庭对抗自然会大幅减少。
 
近些年来，最高法、司法部不断出台文件，强调要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庭审处置律师的强制措施，要求对律师采取训诫、驱逐等手段必须审慎，完整留痕，正是对当年这类庭审冲突的制度回应。
 
五、结语
 
迟夙生被担架抬出法庭的画面，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发展进程中一块醒目的路标。它不应当简单塑造成英雄传奇，也不应当简单归为律师个人的失态。
 
它提醒我们：程序正义不是写在法条上的文字，它要落实在每一次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每一次对辩护申请的实质回应，每一场理性克制的庭审博弈。
 
一个成熟的法治庭审，既需要敢于较真、守护当事人权利的辩护律师，也需要恪守中立、尊重辩方权利的审判者。辩护要有锋芒，但锋芒应当藏在证据与法条之中；法庭要有威严，但威严植根于程序公正。唯有控辩审三方共同在法律划定的边界之内履职，程序正义才能够真正从纸面落到现实。
 
注：本文基于公开庭审报道、裁判文书及新闻资料展开法理评析，对于事件中各方具体细节争议，以有权机关调查核实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