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横跨十二年的金融骗局，近日因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一纸诉状再度引发关注。从2014年3.5亿元被“萝卜章”骗走，到2026年以侵权责任纠纷起诉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山证券等五家机构，这场追债长跑背后，暴露的不仅是个别金融机构的风控漏洞，更是整个金融行业长期存在的管理乱象，值得所有从业者深刻反思。
 
这起案件的核心症结，在于金融机构“重业务、轻风控”的积弊。2014年，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员工张磊仅凭伪造的公章、虚假的财务报表，就能绕过层层审核，将3.5亿元资金通过复杂的同业合作链条转移出去；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在发现印章不符后，竟被一句“财务章磨损”轻易蒙混过关；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未核实《粮食购销合同》真伪，便为骗子发放贷款；中山证券作为资金流转的关键环节，也未对交易实质进行穿透式核查。这些环节的失守，并非技术难题，而是人为的风控懈怠——当业务扩张的冲动盖过了风险防范的意识，当流程审核沦为“走过场”，“萝卜章”便能轻易击穿金融机构的“防火墙”。更令人费解的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自始至终仅持有《开户证实书》扫描件，却未索要原件，这种明显违规的操作竟未被及时发现，足见其内部管理的松散程度。
 
跨机构协作中的“各自为政”，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漏洞。在这起案件中，资金从光大银行流出，经招商银行、中山证券，最终到平安银行放贷，涉及多类金融机构、多个业务环节。但各参与方却陷入“各管一段”的误区：光大银行只关注资金划出，招商银行只负责资金流转，中山证券和平安银行也仅着眼于自身环节的表面合规，无人对资金最终流向、交易真实目的进行全程追踪。这种缺乏协同的“碎片化”风控，让骗子有机可乘，将合规义务异化为“甩锅”游戏。直到资金亏空、骗局败露，各机构才意识到，在复杂的金融合作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守，都可能引发全链条的风险爆发。
 
案件的十年追偿历程，更折射出金融机构应对风险时的被动与乏力。2014年骗局曝光后，主犯刘孝义、张磊虽被判刑，但3.5亿元本金仅追回2000余万元。此后，光大银行以存款合同纠纷起诉招商银行，却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被最高法驳回。十年间，巨额资金损失如同悬在光大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其他涉事机构也因案件牵连，声誉与经营均受影响。这种被动的追偿局面，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风险发生后的应对机制存在严重缺陷：既缺乏有效的事前风险预警，也没有完善的事后追责与止损方案，只能在漫长的司法程序中消耗时间与成本。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萝卜章”骗局并非孤例，中山证券的困境更是中小金融机构管理乱象的缩影。近年来，中山证券因债券承销尽调不充分、内控缺陷等问题多次被监管处罚，投行业务收入从行业前列滑落至末尾，2025年净利润在106家券商中排名倒数第二。其背后，是民营券商“重业绩、轻合规”的普遍问题——为追求短期利润，不惜放松风控标准，最终陷入“违规-处罚-业绩下滑”的恶性循环。而大股东锦龙股份高负债、高质押的资本运作，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山证券的治理困境，使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内控水平。
 
3.5亿“萝卜章”骗局的警示意义，远超案件本身。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风控不应是“事后补救”的工具，而应成为“事前防范”的基石。一方面，要强化内部管理，将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杜绝“人控”大于“制度控”的现象，通过技术手段推广电子印章、区块链存证，减少物理印章的舞弊空间；另一方面，要建立跨机构的风控协同机制，在同业合作中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防，对资金流向和交易实质进行穿透式核查。对于监管部门而言，需进一步完善刑民衔接的资产追缴机制，提高金融犯罪的违法成本，同时加强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合规监管，避免“重处罚、轻整改”。
 
十二年过去，3.5亿“萝卜章”骗局的追偿仍未落幕。这场漫长的风波，应成为金融行业的一面镜子——唯有摒弃“重规模、轻风控”的短视思维，将合规与风控真正融入企业文化，才能筑牢金融安全的防线，守护好市场与公众的信任。否则，今日的“萝卜章”，或许会变成明日更大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