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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治之端也。” 荀子两千年前的论断，早已揭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根基。然而湖南罗树中案中，刑讯逼供的血泪控诉历经数年仍无实质性进展，被打断肋骨、电击致残的酷刑遭遇司法冷遇；安徽滑得利案中，无罪判决后的国家赔偿申请立案10月（远超法定最长期限）仍不开庭，当事人遭遇“威胁式调解”，维权之路刚出牢笼又入冰窟。当司法机关对违法失责“视而不见”，媒体监督集体“失声”，这种常态化的沉默绝非小事，而是法治根基濒临崩塌的危险信号。
 
司法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正义诉求，其权威源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刚性执行。罗树中案中，高铭暄、张明楷等法学泰斗已出具“不构成犯罪”的权威论证，中央督导组介入后再审程序仍陷入僵局，刑讯逼供的调查迟迟未有突破；滑得利案中，《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的三个月审理期限被公然突破，法院接待人员甚至以“弄到底”相威胁，逼迫当事人放弃法定权利。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司法权的异化——本应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沦为漠视权利的“壁垒”；本应彰显法治威严的执法司法活动，变成规避责任的“暗箱操作”。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当司法权力脱离程序约束与公众监督，“有案不立、压案不查”便会成为顽瘴痼疾，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排查出的法院系统14.5万件、公安系统27.3万件此类问题，正是最沉痛的注脚 。
 
司法失语的危害，远不止于个案正义的迟到与缺席，更在层层侵蚀法治社会的根基。对当事人而言，罗树中承受的肉体摧残与财产掠夺、滑得利遭遇的牢狱之灾与维权困境，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沦为空洞口号，个体权利在司法不作为面前脆弱如纸。当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成为维权常态，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便会在漫长等待中消磨殆尽——“如果司法都不能为我做主，还有什么能守护我的权利？” 这种信念崩塌的涟漪效应，会让更多人放弃合法途径，转而寻求私力救济，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失序。
 
对法治生态而言，司法沉默是滋生腐败与不公的温床。罗树中案中卷宗管理混乱、办案人员失职渎职，滑得利案中可能存在的“拖延避责”“掩盖错误”，本质上都是权力滥用的表现 。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所言，此类行为“不仅严重损害被害人的权利，而且纵容违法犯罪人员，导致他们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害他人、危害社会” 。更可怕的是，当司法不作为成为常态，法律的刚性约束便会沦为弹性条款，“依法治国”将异化为“依权治国”，权力寻租、徇私枉法便会大行其道，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对国家治理而言，司法公信力的透支是最致命的内伤。“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培根的警示振聋发聩。当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不到公平正义，当“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变成“缺席的正义无正义”，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凝聚力都会被严重削弱。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对9.6万名公安干警、2.4万名法院干警的处理处分，恰恰说明整治司法顽瘴痼疾、重塑司法公信力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
 
“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治社会的构建，既需要良法善治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司法机关的主动担当、媒体监督的刚性介入、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转。罗树中案需要的不是无限期的等待，而是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彻查与追责；滑得利案需要的不是“威胁式调解”，而是对国家赔偿程序的依法推进与责任倒查。上级法院的监督不能止于“协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能流于形式，人大的质询问责更应及时亮剑，让司法不作为者付出代价，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法治的光芒，在于它能照亮每一个角落的正义诉求；司法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每一个受侵害的个体撑腰。当罗树中们的酷刑控诉得到回应，当滑得利们的赔偿诉求得到满足，当“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成为司法常态，法治信仰才能真正扎根人心。反之，若司法沉默持续下去，当正义在漠视中沉沦，当法治在不作为中崩塌，再多的制度设计也只是空中楼阁。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反复印证的真理——司法兴则法治兴，司法衰则国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