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树中案的漫长拉锯战，早已超越个案本身的罪与罚之争。当刑讯逼供的伤痕清晰可见，当伤情鉴定造假的投诉已获受理，当关联案件纷纷指向“陷害”核心事实，这起案件为何仍在司法程序中辗转不前？从法律视角剖析，其久拖不决的症结，恰恰暴露出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失守、权力监督缺位、证据认定失衡等深层次问题，值得每一个关注法治进程的人深思。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线，而罗树中案中，这道生命线却多处出现裂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应当依法排除，且司法机关负有审查证据合法性的法定职责。但在本案中，益阳医专附属医院明确诊断罗树中多根肋骨骨折，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却出具“一根肋骨轻伤”的结论，这种明显背离临床诊断的鉴定结果，直接为刑讯逼供的责任认定设置了障碍。更值得警惕的是，414专案在侦查阶段是否存在“凑罪起诉”嫌疑——通过操控鉴定结论降低伤害等级，意图规避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这种程序违法行为一旦发生，必然导致案件审理陷入“事实认定难”的僵局。此外，关联案件中舒怡苏涉嫌黑恶势力的线索、罗建兰虚假诉讼与诬告陷害的关联证据，本应成为查清罗树中案真相的重要旁证，但这些线索的整合与采信却进展缓慢，反映出司法机关在案件关联审查、证据链构建上的效率不足。
 
权力监督机制的缺位，是案件迟迟无法推进的另一关键因素。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鉴定活动，而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其出具的鉴定结论与医院诊断存在巨大差异，却长期未被质疑，直到当事人正式投诉才进入调查程序，这背后暴露出行业监管的滞后性。同时，对于414专案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缺乏有效的同步监督机制。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检察院对侦查活动负有法律监督职责，但在本案中，刑讯逼供的线索早已存在，却未能及时启动监督程序，导致违法行为未能被及时纠正，案件走向偏离正轨。此外，舒怡苏长期涉嫌欺压百姓、牵涉上百起诉讼却能持续作恶，甚至在被行政拘留期间仍能公然殴打他人，反映出地方司法与执法机关在黑恶势力排查、违法犯罪打击上的履职不力，这种“不作为”进一步加剧了当事人的维权难度，导致案件久拖不决。
 
证据认定的失衡与法律适用的偏差，也为案件的推进设置了障碍。罗树中案中，刑讯逼供的伤情证据、鉴定造假的投诉材料、关联案件中指向陷害的旁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案件存在重大冤错嫌疑。但根据刑事诉讼“疑罪从无”原则，司法机关在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而本案中，司法机关却似乎陷入“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对有利于罗树中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过度依赖存在瑕疵的鉴定结论与侦查证据。同时，对于罗建兰与舒怡苏合谋诬告陷害的行为，其已涉嫌刑事犯罪，本应与罗树中案并案处理或优先查处，以查清案件真相，但该关联案件的审理与罗树中案的推进相互脱节，未能形成司法合力。这种证据认定上的“双重标准”与法律适用上的僵化，导致案件陷入“真相难寻、正义难伸”的困境。
 
罗树中案的久拖不决，不仅让当事人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更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司法的本质是定分止争、彰显正义，而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当鉴定造假可以规避责任，当刑讯逼供难以被追责，当黑恶势力难以被根除，司法便会失去其应有的尊严与权威。此案的推进，需要司法机关打破思维定式，主动履职尽责，全面审查证据，纠正程序违法；需要监督机关强化监管，对司法鉴定、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严肃追责；更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以舆论监督倒逼司法公正。
 
法治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每一起案件的公正审理。罗树中案的进展，不仅关乎当事人的个人命运，更关乎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希望司法机关能以此次鉴定造假调查为契机，全面查清案件真相，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让被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让被破坏的程序正义得到修复。唯有如此，才能让公众相信，无论案件多么复杂，无论阻力多么巨大，法律终将守护正义，司法终将还人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