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全往海外挪，却还想在国内定规矩？这句质问背后，是全社会对财富责任与规则公平的深刻反思。
“家产全往海外挪的人，凭什么给国内定规矩？”经济学家卢麒元这一尖锐质问，戳中了社会痛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富豪在积累财富后选择将资产转移至海外，甚至变更国籍，却仍在国内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权力与责任匹配的广泛讨论。当一个人的根已悄悄移出这片土地，他制定的规则还能真正服务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吗？

01 现象与问题本质

2024年，中国内地约1.5万名高净值人群选择移居海外，随之转移的资金超过5300亿元人民币。更令人忧心的是，A股市场套现超10亿的企业家中，有35%拥有外籍身份。

这些人在国内赚取巨额财富，享受政策红利，却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如云南首富李晓明家族，在获取巨额财富后，全家迁美入籍，仅留一人在国内主持大局。

问题本质在于利益冲突。当规则制定者的家产、子女、未来全在国外，他们提笔写下经济条款时，会优先考虑国内千万老百姓的饭碗，还是海外资本的利益？这种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动摇了规则制定的公正性基础。

卢麒元点明了关键：“最可怕的渗透不是这人拿着情报往外跑，而是他在制定规矩的时候，不仅没想着本国老百姓的利益，反而夹带私货。”

02 信任危机与制度漏洞

资产外流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当企业破产后，老板的公司已资不抵债，但他家庭的巨额财富却似乎未受影响的案例。

离岸信托成为流行资产转移方式。富豪将名下资产交给设在境外（通常是避税天堂）的信托机构管理，资产一旦进入信托，名义上就不再属于他们，受当地法律保护。

这种操作使得财富像穿了件隐身衣，很难追回来，成为国内富豪打理财富的“必备品”。

我国没有设立“离境税”，面对资本大量外流，缺乏有效的制度防线。这一制度漏洞使得资本能够借着各种看似“合法”的名义，几乎无障碍地流到海外。

相比之下，香港议员霍启刚当选后公开35套全球房产供公众监督的做法，提供了透明度建设的参考范例。

03 规则制定与利益绑定

规则制定是国家主权的核心。欧美主导的国际标准看似中立，实则往往藏着利益陷阱。回顾我国通信行业1G、2G时代，每卖出一台设备，大半利润得作为“专利费”交给西方国家，就因为标准是人家定的。

现在，我国在5G、特高压输电等技术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领跑，将自己的技术方案写进了世界标准。然而，如果法律中出现“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可能让这些优势拱手让人。

卢麒元建议的“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强调的是动态化、常态化的利益冲突排查。这种审查不是简单的查档案，而是像飞行员起飞前那样，进行严格检查，因为人是会变的。

美国在制定《芯片法案》时，背后的审查团队全是顶级安全专家；欧盟制定数字市场规则时，也千方百计避免被科技巨头渗透。这些做法表明，对规则制定者进行严格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

04 责任担当与制度建设

企业家责任需要重新审视。企业家不仅要创造财富，更应让财富增值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相比之下，宁德时代将利润的70%投入研发，比亚迪坚持本土产业链布局，展现了不同的企业家责任担当。

制度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需要通过“堵漏洞”和“疏通道”结合的方式，构建完整的防线。一方面，应研究设立“离境税”等制度，提高资本异常外流的成本。

另一方面，要创造“让人愿意留下”的条件，持续优化国内的投资环境。资本自然会往最安全、最能增值的地方去，如果国内的土壤足够肥沃，资本和人才自然会留下来扎根。

真正的法治，不是看条款里引用了多少洋文，也不是看是否符合西方设定的“普世标准”，而是看它是否真正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是否真的在护着自己的人民。

看看香港议员霍启刚，他当选后主动公开了全球35套房产信息供公众监督。这种透明度与问责制的结合，才是重建信任的起点。

在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上，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确保规则制定者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核心。只有当规则制定者的根深扎在这片土地，他们制定的规矩才能赢得人心，支撑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