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敏推开那扇厚重的铁门时，手微微颤抖了一下。门后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审讯室，她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三年。今天不同，她是作为被谈话对象进来的，不再是以预审大队长的身份。

墙壁是陈旧的米黄色，墙角有细微的裂缝。单向玻璃映出她不再年轻的脸。空调发出低沉的嗡鸣，和她记忆中一模一样——2003年那个闷热的夏夜，她也是坐在这里，对面是那两个后来被证明清白的人。

“聂队，哦不对，聂敏同志。”年轻的同事小陈有些尴尬地改口，“关于张氏叔侄案的补充调查，需要您再回忆一些细节。”

聂敏点点头，目光落在桌面上。那里曾有无数嫌疑人按过手印，留下汗渍、泪痕，有时甚至是血迹。她曾坚信自己在这里维护正义，直到十年前的那份DNA报告出现。

“您当时是怎么确定张辉、张高平叔侄是凶手的？”小陈打开记录本。

聂敏闭上眼睛，2003年的画面涌上来。那是个恶性强奸杀人案，舆论压力巨大，上级限期破案。受害女孩的尸体在杭州郊外的水沟被发现，十七岁，花一样的年纪。她记得自己当时连续加班三天，眼睛里布满血丝，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有目击者称看到类似他们的卡车出现在现场附近，”聂敏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两人的时间线有矛盾，而且......张高平有过前科。”

她省略了部分事实：目击者的证词模棱两可；叔侄二人坚称无辜，甚至在审讯中下跪喊冤；DNA检验技术在当时不够先进，关键的生物证据未能成为脱罪证据。更重要的是，那个弥漫在整个警队的破案压力——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聂敏同志，根据调查，您当时是否使用了......不当的审讯方法？”

空气凝固了。聂敏看向单向玻璃，仿佛能看到后面的人影。她想起自己曾站在那里，观察审讯室里的嫌疑人，分析他们的每一个微表情，每一句辩解。她曾是全局公认的“审讯专家”，2010年还曾在系统内分享经验，台下坐着全省的预审骨干。

“我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开展工作。”她最终说道，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

小陈没有追问，继续问了一些技术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犹豫了一下：“聂姐，您别怪我多嘴，外面现在......舆论压力很大。”

聂敏点点头，起身离开。走廊里，几个年轻警员看见她，低声交谈着什么，随即散开。她习惯了这种目光——2013年冤案平反后，她成了局里最尴尬的存在。记大过，免职，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依然保留公职。有人为她不平，认为她是“体制的替罪羊”；更多人则视她为司法污点的象征。

回到现在的办公室——档案科的一角，聂敏泡了杯茶。桌上摆着女儿的照片，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女儿选择去南方做公益律师，专门为弱势群体辩护。父女俩已经三年没见面了，最后一次通话时，女儿说：“妈，我不是怪你，但我没法理解。”

2015年的那个春天，聂敏本有机会离开这尴尬境地。上级曾考虑推荐她晋升警监，作为“有能力但曾犯错误的干部给予出路”的试点。公示期刚开始，舆论就炸开了锅。“冤案制造者要升官”的标题在网络上疯传，局里接到上百个投诉电话。一周后，通知下来了：因“个人原因”，她不参加晋升培训。

聂敏拉开抽屉，里面是一封手写信，张高平2014年出狱后托人转交的。字迹歪斜，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聂警官，我知道你也不是坏人。那些年我也恨，但现在我只想好好过日子。我侄儿精神不太好了，经常做噩梦。我不求你什么，只希望以后别再有人像我们一样。”

信纸边缘有磨损，她读过太多遍。

下班时，聂敏在局门口遇到了退休的老局长。老人背有些驼了，看见她，叹了口气：“小聂，还在呢。”

“嗯，还在。”

“当年......”老局长欲言又止，摇摇头，“我们都尽力了。技术条件有限，破案压力大，谁也不是神仙。”

聂敏微笑了一下，没说话。她想起老局长在2013年案件重审时已退休，未被追责。主要侦办人员中，只有她一人受到了实质处分。有人告诉她，这是“给公众一个交代的最低代价”。

走在初冬的杭州街道上，梧桐叶落了一地。聂敏路过一家书店，橱窗里摆着新出版的《中国司法改革十年》。她驻足观看，封面是金色的天平。一个年轻母亲牵着孩子走过，指着她说：“看，警察阿姨。”

孩子抬头看她，眼睛清澈。聂敏突然想，如果当年那个受害女孩还活着，现在也该有孩子了。如果张氏叔侄没有失去那十年，他们的人生又会怎样？如果她在审讯时多一分怀疑，少一分确信，一切是否会改变？

没有答案。只有寒风穿过街道。

回到家，聂敏打开电脑，邮箱里有一封新邮件。是她参与的一个司法研究项目的邀请，探讨审讯规范化。组织者知道她的背景，仍邀请她作为“有独特视角的实务工作者”分享经验。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回复框里的光标闪烁。

女儿微信发来一张照片，她在贵州山区为一起土地纠纷案取证，站在泥泞中，笑得灿烂。附言：“妈，这里的农民终于拿到了应得的补偿。法治在进步。”

聂敏放大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回到电脑前，开始打字：“审讯不仅是技巧，更是对正义的敬畏。我曾以为我在捍卫它，后来才明白，我差点成为它的反面......”

她删掉了这段话，重新写道：“关于审讯中的证据认定，我有一些教训和思考。”

窗外，城市灯火渐次亮起。每一盏灯下，都有各自的悲欢、对错、罪与罚。聂敏想起审讯室的那面单向玻璃——站在一侧时，你以为看清了一切；换到另一侧，才发现世界截然不同。

法治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的河流。有些人幸运地站在岸上指引方向，有些人不幸被卷入漩涡，还有些人，像她，曾以为自己是指引者，最终发现自己也在河中，浑身湿透，挣扎着寻找坚实的土地。

她点击了发送。邮件飞向虚空，如同一个迟来的忏悔，也像一份微小的希望——那些用沉重代价换来的教训，或许能帮助后来者少走一点弯路，让正义的天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倾斜得少一些。

夜色渐深，聂敏关掉电脑。明天，她还要去局里，整理档案，回答询问，在曾为之奉献一生又留下遗憾的体制内，继续寻找自己的位置。有罪或无罪，有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黑白分明；但每一步，无论多么微小，都是通往正义的必经之路。

她知道，审讯室的门还会再次打开。而这次，她将带着全部重量走进去——不仅是一名警察，也是一个需要与过去和解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