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期，CPI与PPI数据持续走低，通缩阴影挥之不去。居民消费意愿低迷，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循环面临“需求收缩”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关于“全民发钱”的讨论不应止步于道德争论，而应上升为应对危机的战略抉择。
 
一、 为什么“全民发钱”是当下最有效的“强心针”？
 
在通缩周期中，最大的风险在于“现金为王”的预期自我实现：居民不敢花钱，企业不敢扩产，导致物价进一步下跌，债务负担加重。
 
1. 直接打破“流动性陷阱”：
传统的货币政策（如降息）在当前环境下已显疲态，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而“全民发钱”是一种极致的财政货币化操作，直接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净资产，相当于直接向市场注入基础购买力。这种“直升机撒钱”模式能瞬间提升名义总需求，是打破通缩螺旋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
2. 利用“心理乘数”重塑信心：
经济下行期，预期往往比现实更重要。全民发钱不仅是物质上的补贴，更是一种强烈的政策信号，向全社会传递政府“稳增长、保民生”的决心。这种“定心丸”效应能有效遏制恐慌性储蓄，促使居民将部分预防性储蓄转化为即时消费，进而带动企业复工复产，形成良性循环。
3.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帕累托改进”：
相比于基建投资等传统刺激手段，全民发钱的传导链条最短。它跳过了低效的中间环节，直接让民众受益。虽然人均金额可能不高，但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笔资金是“雪中送炭”，能实质性改善生活；对于高收入群体，虽边际效用较低，但作为一种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焦虑，增强社会凝聚力。
 
二、 直面质疑：钱从何来？通胀几何？
 
反对者的声音主要集中在“财政负担”和“通胀风险”两点，但在当前经济逻辑下，这些担忧或可转化为解决方案。
 
- 关于“钱从何来”：
并非一定要通过增加税收或大规模发债来解决。在通缩背景下，央行可以通过“量化宽松”（QE）或购买特别国债的方式，为财政提供低成本资金。这种操作在国际上已有成熟先例（如日本、美国）。与其让超发的货币在银行体系内滋生资产泡沫，不如直接发给民众去消费，以此激活经济造血功能。这实际上是将未来的增长潜力提前变现，而非单纯的债务堆砌。
- 关于“通胀风险”：
我们必须厘清当下的主要矛盾。目前面临的是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而非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在产能利用率未饱和的情况下，增加需求首先会拉动产出和就业，而非立即推高物价。适度的通胀（温和回升至2%-3%）正是我们对抗通缩所需要的目标，而非需要恐惧的洪水猛兽。
 
三、 精准施策：如何发才更有效？
 
支持全民发钱，并非主张毫无节制的“大水漫灌”，而是要讲究策略，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1. 形式上：以“数字人民币”定向发放：
建议利用数字人民币（e-CNY）的技术优势，向全体中国公民发放“数字消费红包”。设定有效期（如3个月）和消费领域（排除金融投资、房产等领域），强制资金在短期内转化为实体消费，避免资金沉淀或流向虚拟经济。
2. 结构上：“普惠+定向”相结合：
基础额度（如每人5000-10000元）全民等额发放，体现税收公平和社会福利。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家庭抚养比、收入水平等数据，对低收入家庭、失业人群进行额外的“定向加码”，确保政策的精准度，最大程度提升边际消费倾向。
 
结语
 
面对通缩压力，犹豫和观望只会增加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全民发钱不应被视为“不劳而获”的福利，而应被视为一种特殊时期的“经济启动资金”。
 
它能以最低的摩擦成本唤醒沉睡的消费市场，以最快的速度修复受损的居民资产负债表。与其在传统的工具箱里翻找失灵的工具，不如拿出改革的魄力，果断实施全民发钱。这不仅是应对短期经济困境的战术选择，更是提升国民获得感、重塑经济信心的战略必由之路。

作者  李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