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郑裕雪案附加刑执行争议为切入点
 

一、案件核心争议
 
在郑裕雪敲诈勒索案再审判决（（2025）浙03刑再3号）中，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明确认定，原二审对剥夺政治权利剩余刑期（2年3个月7天）的计算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具体争议焦点如下：
 
1. 计算起点合法：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自2014年10月29日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算，该起算时点的认定符合法律要求。
2. 中止节点错误：原二审未将2015年9月29日当事人因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作为剥夺政治权利中止执行的时间节点，违反刑罚执行的衔接规则。
3. 执行状态认定矛盾：再审判决明确，案涉剥夺政治权利期限应于2019年5月5日新罪宣判前已执行完毕；但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罪犯执行期满通知书》显示，该项附加刑实际执行至2025年8月13日。
 
关键矛盾：司法裁判认定剥夺政治权利期限“早已届满”，与执行机关“超期执行”的客观事实形成尖锐冲突，当事人已然承受了额外权利被剥夺的不利后果。
 
二、法律救济途径的现实困境
 
1. 执行回转机制的缺失
刑罚执行具有天然的不可逆性，尤其是剥夺政治权利这类资格刑，其在剥夺期间造成的权利损失，如选举权、言论自由的限制等，无法通过物质赔偿予以恢复。现行《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仅将“违法刑事拘留”“超期羁押”等情形纳入赔偿范围，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执行错误的救济，未作出明确规定。
2. 裁判效力与执行衔接的断裂
法院虽可通过再审判决撤销原剥夺政治权利并罚的判项，如再审判决第三项内容，但并未建立配套的执行纠正机制。一方面，公安机关依据原生效法律文书开展执行工作，对于再审改判的溯及力问题，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另一方面，当事人无法仅凭再审新判决，直接要求执行机关撤销已实施的剥夺政治权利记录。
3. 程序权利保障的严重不足
本案再审程序适用书面审理方式，符合《刑事再审规定》第六条的要求，但程序运行中存在显著瑕疵：当事人明确拒绝法律援助律师，却未被赋予程序选择权，实质上被剥夺了充分申辩的机会。针对已执行完毕的刑罚错误，当前法律框架下未设置专门的听证程序或执行异议程序，当事人缺乏有效的权利主张渠道。
 
三、制度完善建议
 
1. 构建刑罚执行纠错联动机制
明确司法机关的通知义务：刑事裁判变更刑罚执行期限的，作出裁判的法院应同步向刑罚执行机关送达执行纠正函，依法要求其中止或终止相关执行行为。设立执行异议绿色通道：对于已执行完毕的错误刑罚，允许当事人凭生效裁判文书，向执行机关申请撤销错误执行记录，并由执行机关通过合理方式公示更正结果。
2. 拓展刑事国家赔偿的法定范围
推动《国家赔偿法》修订工作，将附加刑错误执行纳入国家赔偿范畴，参考人身自由权损害赔偿标准，针对剥夺政治权利超期执行的部分，给予当事人象征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填补法律救济的空白。
3. 强化再审程序的权利保障力度
针对涉及已执行刑罚的再审案件，无论是否采用开庭审理方式，均应强制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意见，避免“纠错程序”异化为二次侵权的工具。
 
四、本案启示
 
郑裕雪案的核心症结，在于暴露了刑事裁判环节与执行环节之间的“程序孤岛”现象：法律层面可以宣告判决存在错误，却缺乏有效机制消除错误执行带来的现实危害。该案为完善我国刑罚执行救济体系，提供了极具紧迫性的实践样本——司法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裁判结论的正确，更需要保障错误的可弥补性。
 
未来，应当通过立法完善，实现裁判权与执行权的有效衔接，构建覆盖刑罚全周期的纠错闭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兑现“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承诺。
 
注：本文基于公开司法文书及刑事执行法律框架展开分析，核心观点源于对法律救济空白的制度性反思。
 
作者简介
 
李新德是中国舆论监督网的创办人。2004年发表《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丑行录》一文，成为推动中国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人物，该事件也被视为中国网络反腐的开端。2009年，“网络反腐”一词被正式收录进《党的建设辞典》，标志着这一新型监督方式获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