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江手持身份证公开举报

当一家国有大行的分支机构将法律底线踩在脚下，用“记过”轻描淡写掩盖近千亿元信贷损失，用虚假诉讼摧毁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所谓的“财大气粗”已不再是金融实力的象征，而是滋生腐败、践踏公平的温床。农行吴江分行卷入的1500万元空壳公司骗贷案，暴露的不仅是个别高管的贪婪，更是大型银行内部监管的失效与对法律的漠视。若任由这种“以权压人、以钱压人”的傲慢延续，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既损害金融体系根基，更侵蚀公众对法治的信任。
 
空壳公司骗贷的“顺利”，是银行对法律程序的公然架空。苏州泰世公司2012-2015年营收为零的“空壳”本质，有国税部门证明为铁证，却能凭伪造的“净利润613万元、资产超5600万元”财务报表蒙混过关；贷款用途“购布”是假，转入法人配偶私人账户归还高利贷是真，且这一违规操作竟“按照银行要求”执行——这哪里是信贷审核的疏漏，分明是银行与骗贷者的“合谋”。更恶劣的是，贷款到期后，双方通过“借新还旧”、伪造购销合同的方式二次骗保，全程无视《商业银行法》对贷前调查、用途监管的强制性要求。正如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因内外勾结骗贷破产的案例所示，当银行主动为违法打开方便之门，法律赋予的风控职责便沦为摆设，最终的巨额损失不过是傲慢种下的恶果。
 
千亿损失仅“记过”了事，是对“过罚相当”原则的彻底背离。农行吴江分行单年处置不良资产超47亿元，相关责任人任期内损失近80亿元，苏州分行整体损失高达近千亿元——这样的数字，远超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近9000万元损失导致破产的规模，也比陕西武功县2300万元骗贷案的危害程度严重百倍。根据《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对造成重大损失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非简单“记过”。但农行相关责任人却能凭借银行的“财大气粗”与权力庇护，逃脱法律制裁，这种“罚不及罪”的纵容，不仅让违法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向市场传递出“国有大行违法成本低”的错误信号，严重破坏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报复举报人、堵塞司法渠道，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挑衅。吴伟江因举报腐败遭虚假诉讼，2亿资产被恶意查封，企业从行业500强沦为破产清算对象；后续维权中，报案被拒、遭停水停电施压、被逼签订《不再举报承诺函》——这一系列操作，与“职业背债人”骗贷案中银行内部人员勾结外部势力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利用权力与资源压制正义。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通过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权益，最高检也多次强调要打击此类行为，但在农行吴江分行的案例中，司法程序却沦为报复举报人的工具，报案渠道被人为堵塞。这种“以权压人”的行径，比单纯的违法放贷更具危害性，它不仅摧毁了一家企业的生存希望，更动摇了公众对“司法为民”的信仰。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石是法律。农行作为国有大行，本应是法治建设的践行者与守护者，而非违法乱纪的“特殊主体”。从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破产到陕西武功县骗贷案追责，近年来多起金融案件已证明：无论银行规模大小，无视法律终将自食其果。若农行仍不吸取教训，继续纵容内部腐败、逃避法律责任，不仅会失去公众信任，更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期待有关部门能正视此案暴露的问题，以雷霆手段深挖千亿损失背后的利益链条，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为蒙冤企业恢复名誉、挽回损失；更希望农行能摒弃“财大气粗”的傲慢，重新敬畏法律、恪守职责，用实际行动修复金融市场的法治生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违法-损失-逃避”的恶性循环，真正守护金融安全与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简介
 
李新德，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人。2004年，其发表的《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丑行录》一文，成为中国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事件，也被视作中国网络反腐的开端。2009年，“网络反腐”一词被正式收录进《党的建设辞典》，这一新型监督方式获得权威认可。

多年来，李新德深耕舆论监督领域，曝光多起典型案件：徽商银行原董事长李宏鸣挪用公款、乘坐私人飞机周游世界等违纪违法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号“舆论网”刊发《众法官联手操作最高法院内部函 济宁生效判决难执行》《我的回忆：那场与江西高院副院长的较量》等深度监督稿件；发布《曝光三位法院院长，全部拿下》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