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删帖请求，受害人郑裕雪毅然拒绝。这背后是一场关乎正义的斗争，也是中国网络反腐历程中的一个缩影。




“有个链接想麻烦您那边删除下架一下，看看需要哪些资料，或者多少钱呢？”——这是近年来网络上不少“公关公司”常用的开场白。

他们瞄准的是那些被网络曝光涉嫌腐败的官员和企业，提供的服务明码标价：小网站每条1000元至1500元；中站每条1800元至2500元；大站每条5000元至12000元不等。

01 反腐利剑：网络监督的崛起

自从中国舆论监督网李新德公开发表《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丑行录》一文，网络反腐便成为中国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力量。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网络反腐的开端。

2009年，“网络反腐”一词被正式收录进《党的建设辞典》，标志着这一新型监督方式获得权威认可。网络反腐风起云涌，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不惜代价寻求删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反腐成为有效监督方式。特别是“表哥”、“雷政富”系列案件的成功突破，使网络反腐热情不断高涨。在“房姐”、“房叔”等房氏家族被高度关注的背景下，网络监督显示出巨大威力。

02 黑色产业链：有偿删帖的猖獗

面对网络反腐的 effectiveness，一些不法分子看到了“商机”。有偿删帖已形成庞大的黑色利益链，链条上的执行者和中间人身份复杂，而主要客户则包括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和明星等。

犯罪嫌疑人自曝全国每年“删帖产业”的收益数以亿计，从业人员数以万计。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特大有偿删帖案，全国22个省市近2000人涉案，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元。

这些非法网站、网络服务公司、信息服务公司以及网媒人群等结成利益联盟，利用网络便利条件和违法的低成本，从事有偿删帖的勾当。这已成为一些人收受他人财物的“有效途径”，更成为行贿受贿的“有力工具”。

03 谁在购买：删帖服务的市场需求

“有偿删帖”最顶端的客户，主要有两类：一是在网上被举报的官员；二是网上有负面信息的上市公司。

一些贪腐官员做贼心虚，一旦发现网络举报，宁愿破财免灾，花钱删帖逃脱出公共视野，从而远离反腐视线。有些企业发现负面信息，就想方设法删帖，逃避舆论监督。

从反腐角度看，官员删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自我保护。如“表哥”杨达才被网络盯上之后，大家当时并不知道其具体的腐败事实，只是一种推测和猜测，或者说的一种质疑。但在他被查之前，面对网上涌现大量举报的帖子，“表哥”居然也找人进行删帖，这说明自己做贼心虚。

从作风角度看，官员删帖不一定都是有重大的贪腐问题，有些则是一些生活作风问题，比如一些桃色新闻，一些违反八项规定方面的事情。这些事件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大，但一旦形成舆论焦点，也是难以招架的。

04 法律重拳：整治网络乱象的努力

为有效打击“网络删帖”等网络乱象，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有偿删帖为非法经营罪。

2014年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健全互联网监管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健康的网络生态，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2015年1月21日，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部委正式启动“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对这一非法活动下狠招、出重拳。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专门开设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专区，公布六项举报重点，设立奖励机制，举报最高奖励为5万元。

05 真实案例：郑裕雪的抵抗与勇气

在浙江省温州市，一位名叫郑裕雪（网名“祁叟”）的残疾人受害者，近期不断发表揭露当地司法腐败的文章。这些文章让被曝光的人坐立不安，他们使出了各种手段：一方面雇佣水军攻击，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组织的名义给公众号主管部门发函。

最拙劣的手段就是试图花钱收买。当有人联系郑裕雪提出删帖要求时，这位残疾人毅然拒绝了。

郑裕雪的经历反映了举报的艰难。据其描述，老百姓开始举报时，都被告知村干部违纪违法归乡镇管，乡镇干部听了村干部自圆其说和加点烟酒以后，就会包庇村干部。

等老百姓到县里举报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就会和村干部一起到县里活动。老百姓越往上举报，越接触不到领导，就是上级有交办下来，也都由这些胡说八道的人向上汇报后案件就被盖棺定论。

06 根本解决：制度建设与权力约束

整治有偿删帖，不妨从源头和终端着手。一是“掐头”，即消除市场需求；二是“去尾”，即加大对网站管理人员、传媒公司负责人，乃至执法者有偿删帖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防止“删帖权”滥用的良好机制。

就治本而言，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企业非法生产经营受到严格约束，消除了黑幕、丑闻产生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有偿删帖的恶壤，从而更有效地释放网络公共信息服务的红利。

广西纪检监察机关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监督执纪，建立了扶贫资金监管大数据平台，着力筛查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扶贫领域资金等情况。2019年，已筛查3批次180多条问题线索，涉及公职人员29人。

玉林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建立健全扶贫惠民资金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督促县(市、区)把扶贫资金、项目、产业等情况纳入平台，进行点对点实时监控。在博白县，群众使用大数据平台进行实名查询达57万人次，在线投诉举报104件次，转立案20件，实现群众监督“零距离”。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探索运用大数据平台，联通民政、社保、新农保、扶贫、住建、医院、财政等专线信息，在审查调查过程中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核查。

河池市通过建立市县巡察一体化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采集了市县两级相关部门和全市1642个行政村(社区)涉农惠农资金等电子数据1250多万条。巡察人员通过信息进行多向对比，发现问题数量6083条，经过实地核查，已核实确定违规问题665条，立案109人，收缴(清退)金额495万元。

科技手段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插上了翅膀，让监督更有力量更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