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退休高工黄自然的申诉材料，像一枚沉重的砝码，压在司法程序正义的天平上。近二十年来，他始终追问的“14册卷宗为何只剩12册”“9盘无罪视听资料去向何方”，不仅是一位老人对自身清白的执着捍卫，更暴露出司法实践中证据移送环节可能存在的漏洞，叩问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核心命题。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而关键证据的“神秘消失”，无疑会让司法判决的正当性蒙上阴影。2006年，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起诉意见书》中明确记载“随卷移送卷宗壹拾肆册，讯问犯罪嫌疑人视听资料玖盘”，可三个月后阜南县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起诉书》中，卷宗骤减2册、9盘视听资料凭空消失，且未作任何说明。要知道，黄自然及其家人坚称，这些“不翼而飞”的材料是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核心依据——对于一桩可能影响个人命运的案件而言，每一份证据都关乎是非曲直，每一处遗漏都可能导致正义偏航。这种文书记载与实际移送的“脱节”，若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难免让公众质疑：是工作疏忽导致的遗漏，还是存在刻意隐匿证据的行为？

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场证据追问已持续近二十年。从青丝到白发，黄自然从花甲老人变成了生活难以自理的九旬长者，他的申诉之路，折射出普通民众在面对司法程序壁垒时的无助与坚韧。他所求的，不过是一份明确的答复：“二册九盘”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为何未依法移送法院？若确系隐匿，相关责任人该如何追责？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回应，不仅消耗着老人的生命与精力，更在无形中侵蚀着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当证明清白的关键证据“查无下落”，当当事人的合理诉求“石沉大海”，司法的权威与温度又该如何体现？

司法程序的价值，不仅在于惩治犯罪，更在于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被追诉者的辩护权与公正审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应当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同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禁隐匿、伪造证据。黄自然案中，若“二册九盘”确实存在且未依法移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对法定程序的违反，也直接损害了当事人的辩护权——没有完整的证据链，辩护律师难以全面质证，法院也无法基于完整事实作出判决，这样的“正义”，从起点就存在瑕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类似的“证据争议”案件并非个例。从福建林其保喊冤服刑二十年，到广东李海玉为弟追凶二十七载遭遇“证据灭失”，这些案件反复提醒我们：证据的保存、移送与审查，是司法程序中不可逾越的红线。哪怕时间过去再久，哪怕案件涉及的人员几经变动，对证据的追溯与责任的厘清都不能不了了之。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强调的，要“强化证据意识，严格证据标准”，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迟来的正义”变成“缺席的正义”。

如今，黄自然已近百岁，他的申诉或许是生命尽头最后的执念。对这起案件的复查，不仅关乎一位老人的个人清白，更关乎司法机关对程序正义的坚守，对公众信任的回应。我们期待最高人民检察院能依法彻查此案，公开“二册九盘”的下落与未移送原因，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坚决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更希望此案能成为一面镜子，推动司法机关进一步完善证据管理制度，建立更严格的证据移送核查机制，让每一份证据都有迹可循，每一次司法行为都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

司法公信力的构建，从来不是靠空洞的口号，而是靠一个个案件的公正处理，靠对每一位公民合法权益的坚定维护。别让“消失的证据”凉了九旬老人的心，更别让程序漏洞成为司法公正的绊脚石——这是对黄自然老人的交代，也是对法治精神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