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中院依法宣判滑得利无罪后，阜阳中院竟在2024年腊月二十五携30万现金登门“私了”；私了未果便故意拖延立案，直至滑得利上访至高院才得以立案，可如今九个多月过去，案件仍迟迟不开庭。这一连串操作，犹如法治进程中的一记警钟，绝非简单的程序瑕疵，而是司法权越界、责任担当缺失的典型表现，背后暴露的问题值得深刻审视与警惕。
 
从法律层面看，该行为完全背离司法运行的核心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无罪判决生效后，若当事人遭遇司法侵权，依法应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获得救济，这是法定的权利保障路径，容不得任何私下变通。阜阳中院选择“腊月登门送现金”的隐秘方式，刻意规避公开的国家赔偿流程，本质上是想用金钱掩盖此前可能存在的程序违法——此前案件久拖九个月不开庭，已然涉嫌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这种“私了”既不符合《刑诉法解释》中调解协议的法定适用场景，更违背了司法救济的公开性、公正性原则，将法治的严肃性异化为“息事宁人”的功利算计。
 
更深层的是，这30万现金折射出司法责任的严重缺位。无罪判决本应成为启动程序合规性审查的“信号灯”，及时追究可能存在的消极履职、程序违法责任。但阜阳中院非但没有主动纠错、直面问题，反而试图用现金“封口”，本质是对司法错误的逃避，对责任追究的抗拒。正如临沂经开区法院曾因适用法律错误被罚10万，最终仍需通过撤销错误决定、退款道歉、追责相关人员的法定程序纠正，司法错误的修复从来没有“花钱消灾”的捷径。这种规避责任的逻辑，不仅消解了无罪判决的法律权威，更让司法公信力在暗箱操作中遭遇重创。
 
此类行为更可能引发恶劣的示范效应。若司法机关能以“私了”规避程序违法的责任，那么法律规定的审限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都将沦为空文。当事人可能会误以为，合法权利的救济需要依赖司法机关的“恩赐”而非法律保障；部分司法人员也可能因此更加漠视程序正义，形成“违法成本低、纠错靠花钱”的畸形生态，这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背道而驰。
 
司法纠错的正道，从来不是私下“私了”，而是公开、透明的法定程序。阜阳中院当立即停止规避责任的行为，主动启动对滑得利案审理全过程的合规性审查，若查实存在程序违法，需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相关部门应建立司法错误纠错的刚性机制，明确程序违法的追责标准与流程，让程序违法者无处遁形，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坚实保障。
 
30万“私了金”买不来司法公正，更补不上公信力的裂痕。司法机关唯有坚守程序正义底线、勇于扛起纠错责任，通过法定途径直面并纠正错误，才能真正守护法治的尊严与权威，不让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沦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