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临泉县普通人滑得利的遭遇，比最荒诞的电视剧情节更令人瞠目。一场始于举报涉黑的正义之举，最终演变为自身蒙冤、索赔无门的漫长拉锯，折射出司法实践中不容忽视的病灶，也让“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信念，在十个月的漫长等待中备受考验。
 
故事的起点，是一份沉甸甸的举报信。滑得利手握当地李勤武兄弟涉恶的确凿证据，毅然选择站出来揭露黑恶势力。在法治社会的语境下，举报者本应得到保护与支持，涉恶者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然而，现实却开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被举报的李勤武兄弟安然无恙，举报者滑得利却被硬生生打成“一人黑社会”，身陷囹圄。这份颠倒黑白的判决，不仅让滑得利遭受了人身自由的剥夺，更让司法公正的底线受到了严峻挑战。
 
所幸，正义虽迟但到。历经一番波折，法院最终宣判滑得利无罪，沉冤得雪的他本以为能重拾生活的正轨，却未曾想，另一场更为漫长的“维权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依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蒙冤者有权申请国家赔偿，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司法纠错的重要体现。然而，当滑得利依法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赔偿申请时，却遭遇了第一道关卡——法院直接拒绝立案。直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介入督办，阜阳市中院才勉强立案。
 
立案本应是权利救济的开端，却成了滑得利陷入司法迷宫的起点。根据法律明确规定，赔偿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即便案件疑难复杂，审限最长也不得超过六个月。但阜阳市中院的做法，却完全背离了法律的刚性要求。从立案到如今，整整十个月过去，赔偿庭始终未能开庭，案件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进展。十个月，对于一个渴望正义、亟待弥补损失的蒙冤者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而这超期近一倍的审限，更是对法律尊严的公然漠视。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案件拖延期间，阜阳市中院的工作人员曾在去年腊月二十五，怀揣30万元现金上门“私了”，提出让滑得利放弃追究当初办错案人员的责任，这一违背司法原则的提议，被滑得利断然拒绝。“私了”不成，案件便彻底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这种消极拖延的态度，背后的逻辑昭然若揭：部分人员担心一旦启动赔偿程序，当初办错案的责任便会被追溯，轻则丢官去职，重则面临刑事追责，于是便试图用“拖延术”消耗当事人的耐心，用“私了”掩盖程序瑕疵与责任缺失，将“失责必追究”异化为“纠错必拖延”。
 
然而，法律的刚性不容变通，故意拖延办案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公民在遭受国家机关侵害时能够获得有效救济，而赔偿程序的及时推进，不仅是对蒙冤者权利的保障，更是司法系统自我纠错、维护公信力的重要途径。阜阳市中院的拖延行为，不仅让滑得利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更动摇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滑得利手中至今仍握有李勤武兄弟涉恶的铁证，即便自身蒙冤，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举报。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早已存在的涉恶线索，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核查。当初给举报者定罪时雷厉风行，如今追查真凶、纠正错案时却推诿拖延，这种鲜明的对比，不禁让人质疑：司法的天平究竟偏向了何方？
 
深究背后的根源，法官终身负责制这一本应守护公平正义的“防火墙”，在本案中显然走了样。这项制度的设立，初衷是让司法人员对自己办理的案件终身负责，确保办案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但在部分人眼中，它却沦为了逃避追责的“挡箭牌”。他们害怕纠错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自身责任被追究，于是便选择用拖延的方式回避问题，却忽略了拖延本身也是一种失职，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滑得利的遭遇，本质上是一个普通公民在司法体系中寻求正义的艰难缩影。他举报涉黑，是出于对黑恶势力的憎恶，对正义的坚守；他申请国家赔偿，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讨回公道；他坚持追查真凶，是希望法律能够严惩罪恶，还社会一片清明。但如今，他却在司法的迷宫中四处碰壁，十个月的漫长等待，耗尽的不仅是他的时间与精力，更是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公民的权利不容漠视。李勤武兄弟涉恶线索是否属实？为何举报者手握铁证却无人核查？阜阳市中院的赔偿案为何超期十个月不开庭？当初的错案责任该如何追究？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给出明确的答案。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滑得利案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事件，它关乎每一个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关乎司法系统的公信力。期待阜阳相关部门能够正视问题，摒弃拖延推诿的态度，尽快推进赔偿案件的审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错案责任，彻查李勤武兄弟涉恶的线索，让蒙冤者得到应有的补偿，让正义不再迟到，更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