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郯城法院审理的陈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近期因庭审中的一系列异常情况引发关注。从被告人庭审中疑似服用大剂量安定类药物陷入昏迷，到辩护人依法提出回避申请后法院仍计划继续开庭，这起案件暴露出的程序问题，远比案件本身更值得警惕——司法公正的根基，从来都始于每一个程序细节的严谨与合规。
 
要读懂这起案件的争议核心，首先得理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法律边界。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该罪针对的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且数额需达到“较大”（6万元以上）或“巨大”（100万元以上）标准。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罪不仅要核查涉案金额，更要查清“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益输送”的直接关联，这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本案中，陈祥及其辩护人多次要求调取郯城县监察委的同步录音录像，恰是为了验证关键证据的真实性——这一合法诉求迟迟未得到回应，本身就违背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原则，也让案件的证据基础蒙上阴影。
 
更令人担忧的是庭审过程中暴露出的程序瑕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审判人员若存在违规会见当事人等情形，当事人或辩护人有权申请回避，且回避决定作出前应暂停审判工作。本案中，辩护人提交书面回避申请后，法院既未在参照民事、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三日时限内作出决定，反而在陈祥昏迷24小时、生死未卜时通知“下周继续开庭”，这一做法不仅于法无据，更背离了司法的人文关怀。回顾2025年江西吉安“拔针开庭”的荒诞先例，当时法院为推进庭审强行要求医护人员拔掉被告人输液针管，已引发舆论对“程序违法”的强烈批评。如今郯城法院的做法，虽未出现“拔针”举动，但在被告人生命健康受威胁、回避申请未处理的情况下执意开庭，本质上都是对程序正义的漠视。
 
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实体正义的“保护伞”。试想，若法院可以无视被告人的健康状况、绕过回避程序强行推进庭审，即便最终作出判决，也难以让公众信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认定涉及复杂的事实核查，比如陈祥是否属于“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是否存在真实的职务便利、涉案财物是否与谋利行为直接相关，这些都需要在合法的庭审程序中充分质证、辩论。而当庭审沦为“走过场”，证据调取被搁置、回避申请被无视，案件事实很可能被扭曲，最终的判决也会失去法律应有的公信力。
 
从更深层看，这起案件考验的是司法机关对“依法办案”的坚守。司法权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威性不仅来自法律赋予的强制力，更来自每一次公正、合规的办案实践。对于陈祥案，公众期待的不仅是一个明确的判决结果，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过程：被告人的合法诉求得到回应，回避程序依法推进，被告人的健康权得到保障。唯有如此，才能让案件的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也才能让公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与力量。
 
陈祥案仍在审理中，后续的程序走向备受关注。但愿郯城法院能正视案件中的程序问题，及时纠正不当做法，以严谨的程序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毕竟，每一起案件的办理都是一次法治教育，只有坚守程序正义，才能筑牢司法公正的根基，让公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