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银行高管违法放贷1500万元、伪造证据引发企业破产的严重后果，一边是仅“记过处分”的轻微惩戒；一边是银保监局查实违法违规的明确结论，一边是司法机关刑事立案的长期缺位。农行吴江分行违法放贷案中，行政处分与刑事追责的巨大反差，暴露出金融违法追责的尺度失衡困境。这种“违法成本极低、惩戒力度不足”的治理乱象，不仅难以遏制金融腐败，更会动摇金融市场的法治根基。
 
金融违法追责的尺度失衡，在本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农行吴江分行明知泰世公司是无实际经营的空壳企业，仍违规发放1500万元贷款，且贷款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转入法人配偶私人账户，该行为已符合《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单位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标准，涉嫌非法经营罪。更严重的是，银行后续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导致担保企业伟江公司2亿多元资产被查封、低价拍卖，最终破产。然而，即便银保监局已查实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也仅停留在“记过处分”，司法机关未启动刑事立案程序，形成“重罪轻罚”的畸形格局。

这种尺度失衡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法治原则，更与金融犯罪“零容忍”的治理导向背道而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依法从严打击金融违法犯罪，“两高两部”联合出台的文件也强调对证券期货、非法放贷等犯罪坚持“应移尽移、当捕则捕、该诉则诉”。金融犯罪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一笔违法放贷可能引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产业链断裂等连锁反应，其危害远超普通经济犯罪。若仅以行政处分替代刑事追责，不仅无法弥补受害人损失，更会让腐败分子产生“违法代价可控”的侥幸心理，导致金融领域违法放贷、利益输送等行为屡禁不止。
 
追责尺度失衡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制度梗阻。一方面，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证据标准不统一，金融案件中电子数据、资金流向等证据收集难度大，导致部分案件因“证据转化困难”难以进入刑事程序；另一方面，部分金融监管机构出于“维护行业形象”考量，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压案不送”，违背了“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法定要求。此外，金融犯罪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也使得司法机关在案件定性上存在顾虑，最终导致刑事追责缺位。
 
破解金融违法追责尺度失衡困局，必须筑牢“行刑衔接”的制度防线。首先，应统一证据标准，由金融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联合出台金融犯罪证据指引，明确行政调查证据的刑事转化规则，避免因证据问题导致案件“卡壳”；其次，强化移送监督，建立金融违法案件“双报备”制度，监管机构查处的重大案件需同步向司法机关报备，检察机关对移送过程全程监督，杜绝“以罚代刑”；最后，提高刑事追责门槛，对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金融违法行-为，坚决启动刑事程序，严格落实“加大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的要求，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失衡的追责尺度正是金融安全的“隐形漏洞”。唯有打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堵点，让行政处分与刑事追责形成合力，让金融违法者“得不偿失”，才能遏制金融腐败的蔓延势头，才能让市场主体在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中安心经营，才能筑牢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