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滑得利怀揣无罪判决书，却在合肥与北京之间徒劳奔走。他那份写在法律条文里的赔偿权利，被阜阳中院的“拖”字诀冰封。

阜阳中院的门厅里，滑得利再次等候。从2025年3月国家赔偿立案至今，九个月过去了，法院未开庭审理。这位刚获无罪判决的老人，不得不从寒冬到酷暑，再从酷暑到寒冬，在信访路上循环往复。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腊月二十四，阜阳中院法官和领导曾提着三十万现金登门“协商”，企图以“私了”方式让滑得利放弃追究制造冤案者的责任。这一试图用金钱规避司法审查的行为，在遭到滑得利拒绝后，法院态度急转直下，拖延变本加厉。

01 司法“拖”字诀：国家赔偿的隐形门槛

滑得利案暴露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实施困境。根据《国家赔偿法》，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而阜阳中院从2024年7月接获申请，拖至2025年3月才立案，后又以“调解”为名无限期搁置审理，迄今已逾九个月。

这种“拖延战术”已成为部分司法机关规避责任的潜规则。承办法官邱明月“电话不接、人影难觅”，法院工作人员甚至公然威胁：“如果不同意协议赔偿，阜阳中院会和你弄到底！” 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恐吓，让司法公信力荡然无存。

国家赔偿案件超期不审已成为基层司法顽疾。当司法机关自身成为追责对象时，部门保护主义往往压倒司法公正。这种“谁犯错谁赔偿”的制度设计，使赔偿义务机关缺乏及时纠错的积极性。

需要建立国家赔偿异地审理机制，避免“自己审自己”的制度尴尬。只有当审理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分离时，赔偿申请人才能获得公正的审理环境。

02 镜鉴历史：那些年被拖延的正义

滑得利的遭遇并非孤例。司法纠错后的赔偿拖延，折射出我国司法系统深层机制问题。

安徽阜阳市曾发生“五青年故意杀人案”，张虎等五人因涉嫌故意杀人被错误羁押长达16年。直到2015年7月，安徽省高院才宣判五人无罪。尽管他们最终获得483.5万元国家赔偿，但十六年的青春已无法挽回。

这一案件同样暴露了国家赔偿程序的拖延之痛。从冤案发生到最终获得赔偿，整整耗费了十七年时间。

类似案例还有“呼格吉勒图案”，从1996年错判到2014年改判无罪，历时十八年；“佘祥林杀妻案”，从1994年蒙冤到2005年昭雪，耗时十一年。这些案件共同揭示了司法系统纠错机制的低效。

这些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过程往往曲折漫长，司法机关对历史错误缺乏及时纠正的勇气，“拖延”成为掩盖错误的常规操作。

03 监督失灵：谁为司法拖延负责？

滑得利案折射出司法监督机制的集体失灵。根据我国宪法框架，法院系统本应受到多重监督：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人大的权力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机制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滑得利曾向安徽省高院、阜阳市检察院反映情况，但得到的回复多是“正在协调”的敷衍之词。上级监督的“虚化”、检察监督的“缺位”、人大监督的“弱化”，共同造就了阜阳中院肆意拖延的底气。

更令人忧心的是，材料中提及阜阳中院“连续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黑暗背景。这深刻揭示了当地司法系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与监督失效。

在这种生态下，拖延赔偿可能旨在为相关责任人争取“安全着陆”的时间窗口，特别是规避渎职犯罪的追诉时效。这种“官官相护”的逻辑，仍在现代司法体系中阴魂不散。

04 法治之殇：当法院成为“老赖”

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自身成为“老赖”，将对法治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阜阳中院的行为不仅是对滑得利个人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公然践踏。

法律尊严建立在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模范遵守之上。当法院可以任意拖延法律程序的实施，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判决结果上，更体现在程序及时性上。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尤其是当延迟源于司法机关的有意规避时，司法的正当性基础就会受到侵蚀。

需要建立司法问责刚性机制，对故意拖延国家赔偿的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只有让每个司法工作者意识到“拖延也是违法”，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安徽“五青年冤案”中的张虎在收到国家赔偿决定书后，仍然感到不公。他们被羁押16年，虽然最终获得赔偿，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已在狱中消逝。

同样，滑得利在寒冬中奔波于合肥与北京之间，他的诉求很简单：“无罪判决不是终点，国家赔偿也不是目的，我要的是一个说法：为什么抓我？为什么判我？现在为什么拖着不赔？”

这些追问，叩击着每一个法律人的良心。如果连司法系统都缺乏勇气承认错误、及时纠正，那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将如何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