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智库陈冰律师一句“给自己找麻烦、给社会添乱”，道破了公众对贵州高院近期司法行为的不解。从水库溺亡案的再审改判，到死刑判决书中的低级疏漏，贵州高院的操作屡屡脱离人情世故的基本范畴，也难怪老百姓会私下议论“像是在包庇罪犯”——司法可以不讲“人情案”，但不能不讲“人情世故”，这“人情”是群众对公平的朴素认知，是“死者为大”的传统良知，更是司法公信力的根基。
 
先看贵州男子余定江水库溺亡案，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本已守住人情与法理的平衡。汇雍电力公司作为水库管理者，修建水电站十余年未按规范装防护栏，警示标志也形同虚设，此前还发生过类似溺亡事故却不整改，判其承担30%责任，既符合《民法典》“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也契合老百姓“经营者要担责”的朴素认知。余定江虽有过错，但家属痛失亲人已是至痛，一、二审判决至少让他们感受到司法对生命的尊重，不至于在丧亲之痛外再添寒心。
 
可贵州高院的再审判决，却硬生生打破了这份平衡。法院认定“水库公众基本不会进入”，可当地村民都知道，溺亡区域的小毛路是农作、放羊的必经之路，余定江更是去管理自家山林——这哪是“不会进入”，分明是“不得不进”？更让人心寒的是程序上的轻慢：现场勘验不通知家属，不请第三方见证，仅凭汇雍电力公司一面之词就认定余定江“未经允许进入”，连“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都抛在脑后。最终改判家属败诉、承担全部诉讼费，等于让丧亲家庭既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还要为企业的管理疏漏“买单”。老百姓看在眼里，自然会想：为何盈利的企业能“获利不担责”，遇难的村民却要“有理无处说”？这哪是司法公正，分明是背离人情的冰冷。
 
更离谱的是贵州高院在死刑判决书中的低级错误，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经过严谨程序的司法文书。六盘水中院认定检察机关指控“被告1997年10月10日投案”，自己审理却查明“被告11月11日自首”，投案时间前后矛盾——死刑案件中，自首时间直接关系量刑轻重，如此关键情节出现偏差，怎能不让人怀疑案件认定的准确性？贵州高院更在判决书中写“1997年11月5日因杀人嫌疑被依法逮捕，现关押于看守所”，一个“现”字暴露了文书的粗糙：判决书记录的是过往已固定的事实，“现”字却带着“当下即时”的意味，用词极不规范。更混乱的是逻辑：前面说“已逮捕”，后面又提“自首”，到底是先被抓再自首，还是主动投案？如此模糊不清，让“从轻处罚”的依据成了糊涂账。
 
死刑判决是司法最严肃的决定，连文书细节都如此敷衍；水库溺亡案关乎生命尊严，却在再审中背离群众朴素正义观。老百姓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当司法文书连基本事实都记不准，当判决结果让受害者家属雪上加霜，人们难免会怀疑：是不是有“猫腻”？是不是在包庇谁？这种怀疑比案件本身更可怕，它会一点点侵蚀司法的公信力，让群众对“公平正义”失去信心。
 
其实，人情世故从不是司法的对立面。“死者为大”不是要法外开恩，而是司法要多考虑受害者家属的感受；文书严谨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对生命、对法律的基本敬畏。贵州高院若想挽回群众信任，首先要正视这些问题：水库溺亡案的再审程序是否真的合法？死刑判决书的错误为何会出现？唯有直面问题、纠正偏差，让司法判决既符合法律条文，也贴合人情常理，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信服，而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的同时，寒了群众的心。